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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成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

核心提示: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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