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5)

核心提示: 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

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这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来的。它写道:“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

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

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

文章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来源:人民网

上一页 1 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