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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4)

核心提示: 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它写道:“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同一天,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五天后,他又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出席会议,在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

“八一八”大会是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

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在街上强行剪发,剪破他们认为的“奇装异服”,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冲入居民住处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几乎都因派出过工作组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许多负责人被野蛮地揪斗和毒打。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压制”和“打击”。

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

“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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