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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何“潜伏”河南直到1968年(6)

核心提示: 我父亲很快掌握了多种特工技能,于是中央社会部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决定我父亲结束学习,开始工作,正式成为中央社会部特工人员,并授予苏联红军参谋部上尉军衔。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军事情报。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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