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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处出卖彭湃的叛徒 周恩来动用“敌情关系”

核心提示: 那是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农运大王”彭湃,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共产党员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

中央特科很快查实,彭湃的助手、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已通过他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缘由,居然说是因为南昌起义后,他的一个亲戚开小差,从革命队伍中逃跑,被彭湃发现并枪决。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陈赓找到了杨登瀛。

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刘君珊,1901年生,广东中山人。他自幼留学日本,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在“五卅”运动中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两人因是同乡,来往密切。1928年春,陈立夫、张道藩动员杨剑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工作,杨剑虹拉杨登瀛入伙,杨登瀛征求他的好友、中共党员陈养山意见。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江苏省委要陈养山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不久,陈赓找陈养山谈话,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认为杨登瀛在政治上虽不很可靠,但在隐蔽战线斗争中确实需要。所以,周恩来决定起用杨登瀛,并交给陈赓单线联系。

杨登瀛这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人”。

陈赓一向杨登瀛打听彭湃等人近况,杨登瀛就告诉陈赓,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就将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全都赶往毗邻龙华的枫林桥畔。

“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同志”!这是周恩来的死命令。

不巧的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错过了机会,敌人已经将彭湃等同志押去龙华了,武装劫车营救没有成功。”曾任中央特科四科科长的李强如是说。

两天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周恩来发誓“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陈赓又跟杨登瀛约在白俄开的咖啡馆里见面。杨登瀛说白鑫就像丝毫不敢见天日的老鼠,深深窝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上),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中。杨登瀛还说南京方面给了白鑫一大笔钱,白鑫要在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

陈赓随即找董健吾商量,请他尽快入住他“在嵩山路以东新近租下的一处楼房”,以此“密切观察嵩山路法捕房的动静,看他们逮捕人的车辆什么时候开出就打电话给欧阳新,向他报告捕房行动的时间”。

董健吾在他1969年7月15日的笔记中不仅清楚记下上述细节,而且还详尽介绍了相关背景。董健吾写道:“1928年11月,我由河南郑州回上海,仍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当牧师。1928年9月,陈赓同志调我到他所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指导我去发展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警报工作,并暂兼管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的一根早经建立好的警报线。”

1929年11月11日下午,陈赓指挥中央特科的战士分批潜入霞飞路和合坊。董健吾说他当天下午只是“时刻注意嵩山路捕房以及在前窗斜对过的武圣庙,华探目有事集中的所在”。一看到“武圣庙华探目有事集中起来了,中西探目都登上红车,往西开去”,他就“一方面打电话给欧阳新报告开车时间,同时去问了两个尚留在武圣庙里的探目”,从他们口中得知“西面和合坊内有暗杀人命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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