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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手记:四人帮“飞黄腾达”之前的日子

核心提示: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

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

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

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二十万册;

张春桥,十五万册;

王洪文,十三万册;

姚文元,五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的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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