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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南下做了什么 致使“四人帮”失去军权

核心提示: 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   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

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说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那位坚持上纲的党委委员却推故不到。粟裕叫秘书再三打电话,还是不到,不得已,亲自打电话,他才勉强来了。会议不免又是一番争论。不过结果还不错,决定文件再加工,暂不上报,要进一步核实。

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护干部的一个事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广东,名为休息,实际上是在考虑许多国家大事。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丰富的战争经验,渊博的军事学识,考虑到未来卫国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具体办法,要我同他的秘书,共同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军委。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满了信心,感到党和国家从此大有希望。

一九七五年春,全国四届人大之后,粟裕同志受邓小平之命,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决定先到华东,这是有用意的。当时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妄图插手部队,上海又是“四人帮”的巢穴。他打算既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又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他四月出来,六月才回北京,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苏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所到县、市地方党、政干部的一些反映。他身体欠佳,仍废寝忘食,接见要求谈话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当有人问及对“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态度时,他说:“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们打招呼,隐约暗示“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在江苏,他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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