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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互殴原因(组图)

核心提示: 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众在抗议和示威游行后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举行陈毅批判会,姬鹏飞、乔冠华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们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 ,但他又居心叵测地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领神会,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计划行动。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团”抛出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还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8月19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8月20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他们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中方外交人员被打伤抬走

中方外交人员被打伤抬走

二、经过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5]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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