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1923年郭沫若南京搂抱亲吻胡适的真相(6)

核心提示: 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郭沫若在《借问胡适》(后来改题为《驳说儒》)文中认为,《说儒》虽然“举证相当丰富”,但是从他所掌握的古文献,特别是甲骨文、金文数据和现代医学知识来检验胡适的文章,其论点和论据的阐释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提出他的主要论点:(一)三年丧制是儒家的特征。根据《殷墟书契》卜辞所载,殷王(帝乙)二祀、三祀都有自行贞卜、自行主祭的记载,何尝是“三年不言”、“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怎么能说三年之丧是殷制呢?(二)《论语》所说的“高宗谅阴”,“阴”即喑,口不能言为喑;“谅”是“真正”的意思。高宗“谅阴”为“不言症而非倚庐守制”。(三)《易》的卦爻辞乃楚人馯臂子弓所作,孔子死后才出现。胡适根据章太炎对“需”卦爻辞的解释,来说明孔子以前的儒“柔懦而图口腹”,不能成立。(四)《左传·昭公七年》所载《正考父鼎铭》乃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正考父的那一段话,也是经过刘歆窜改的”。(五)《诗·商颂·玄鸟》并非预言诗。(六)《说儒》的出发点是袭用他的成说而加以抄撮发挥的。

史学家邓广铭后来曾就胡适、郭沫若两说加以评论。邓广铭认为,郭文引用甲骨卜辞批驳胡适“三年之丧”为殷制的论断,是“论据确凿,辨析极为精辟的”;对“谅阴”的新解“也是可以接受的”;说《玄鸟》非预言诗的判断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郭氏“断言《周易》成书在孔子身后”,《正考父鼎铭》“出于刘歆伪造”,则“极缺乏证明”;至于说《说儒》的出发点是袭用郭沫若的成说而加以抄撮的,邓广铭则说我敢于斩钉截铁地断言其为诬辞。他说:“《说儒》乃是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基础上,因又陆续受到了章太炎《原儒》、基督教的《圣经》(《以赛亚书》)、傅斯年先生的《周东封与殷遗民》诸著作的启发而写成的;二则据我所知,胡先生对郭先生的文章是不甚重视的,郭文经他过目的极少极少,何能受其影响呢?”〔24〕而就其开创性而言,它更是胡适一生的力作,学者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就这么评价过《说儒》:“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犹太教里的祭师(rabbi),和伊斯兰教——尤其是今日伊朗的Shiite支派的教士(agatullah);这一看法是独具慧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师们是不可能有此想象的;后来老辈的国粹派,也见不及此。”

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的最后结晶,是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学者余英时指出,“《十批判书》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开始,然后比较全面地‘批判’先秦各家的思想。不用说,在他的心目中,这部书已正式宣判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死刑。所以他在《后记》中有时指斥别人‘仍在梁(启超)胡(适)余波推荡中’,有时则干脆宣布‘今天已不是梁任公、胡适之的时代’,其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是此时远在重洋之外的胡适,对郭沫若的吶喊是无法听见的了。

1943年,郭沫若写成了《屈原研究》以及《蒲剑集》中的一系列关于屈原的文章,甚至他在1942年还创作了《屈原》的历史剧。他对屈原的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因此他对于胡适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读《楚辞》文中怀疑屈原其人的存在,认为屈原只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提出强烈的质疑。他指出,胡适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中有“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中间“把孝景丢开了”,便断言“《屈原传》靠不住,因而否定屈原的存在”,“理由殊欠充分”。他认为“‘孝文崩’应该是‘孝景崩’的错误”。对于胡适提出的传文有“五大可疑”,郭沫若也逐一作了辨析。他进而论证了屈原存在的理由,认为在司马迁之前,贾谊和准南王刘安的遗留文字,其中“贾谊有《吊屈原赋》,收在《屈原传》里面”,足见“屈原在贾谊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贾谊离屈原仅有百余年,所在的地方又是长沙!曾经亲眼见过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的”。而刘安“是做过《离骚传》的人,那篇传虽然失传,但在《屈原传》中还保有一部分”,“关于《离骚》的来历,他也必然是有根据的”。关于《楚辞》的《卜居》、《渔父》虽经近人考证,不是屈原作品,但“一定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两篇都寄托于屈原,那也刚好证明屈原是确有其人”,所以“《屈原传》在细节上纵使有疏失或为后人所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至于《离骚》,胡适说或可认为屈原所作,郭沫若则认为是屈原所作断无可疑。《九歌》,胡适说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郭沫若则认为也是屈原的作品,只是在风格上与《离骚》有些差异。关于《天问》,胡适认为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郭沫若则视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怎么能说成‘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来呢?”而且,“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二十年前胡适与顾颉刚等人,正热衷于疑古辨伪,因此会怀疑屈原的真实性,将其视为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甚至对《楚辞》各篇的文学价值都持否定态度。这情形到了1929年后,胡适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已从疑古转为信古了。因此当顾颉刚1931年介绍名丁迪豪的年轻人要和胡适谈《离骚》作品的年代时,胡适告之对无从证实又无从否定的考据,不要浪费精力于其中,显然胡适对当年在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下对屈原的论断,有“昨是今非”之感。但若就《楚辞》的文学价值的评断,理性的胡适输给了感性的郭沫若。同为想象力丰富瑰奇的诗人,郭沫若是较能够了解屈原的幽怀的。

(四)

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国返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47年春,胡适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的教授们组成“独立时论社”,并创办《独立时论》。他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1947年7月20日,胡适在《独立时论》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该文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由于各大报刊竞相转载,在当时影响颇大。接着胡适又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重申他对自由、民主潮流的“偏袒”。他强调“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1948年8月初,胡适又在《独立时论》上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4日,应北平电台之邀播讲《自由主义》,他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反对党。四、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很明显,胡适此时宣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为了遏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共色彩极为鲜明。而与此同时,郭沫若正积极投入人民解放战争中,他帮《文汇报》创办《新思潮》等周刊,他要团结文化界的人士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

上一页 1 234567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