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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郭沫若南京搂抱亲吻胡适的真相(5)

核心提示: 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三)

1930年4月10日胡适在《新月》第二卷第十号刊出《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为中国现实问题,寻出积弱的病根,开出医治的药方。胡适说:“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问题讨论分两步来展开,第一步:“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的目标。”第二步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胡适开宗明义地说我要铲除、要打倒的是“五个大仇敌”:贫穷、疾病、愚眛、贪污和扰乱。而接着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呢?胡适说:“我们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呢?胡适说: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演进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就方法上来说,“自觉的革命”当然优于“不自觉的演进”。胡适最终说:“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眛、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郭沫若对胡适的文章提出十分尖锐和激烈的批判。他在《创造十年》中指出,“胡大博士真可说是见了鬼。他像巫师一样,一招来、二招来的,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征候,这些鬼是从甚么方起来。”“其实中国积弱的病源,就给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寻正确的道路一样,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毕竟是早已摸着了的。只可恨有好些狂牛不跟循着民众所找寻到了的正确的道路,只是像五牛奔尸一样乱跑。弄到现在还要让我们的博士问‘我们走那条路?’”紧接着他更以严厉的口吻指责,“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的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要举实证吗?好的,譬如拥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孙,那便是你一门的封建势力;替你捧场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你便是跨在这两个肩头上的人,没有这两个跨足地,像你那样个学者,无论在新旧的那一方面;中国虽不兴,实在是车载斗量的呀!”话说到如此严厉的地步,使得这两个曾经还算是“旧友”的新文学健将,至此因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而分道扬镳,且愈行愈远,终成水火不容的“论敌”了。

1936年11月,女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赞扬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持论稳健,态度和平”,同时攻击以鲁迅为首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左翼作家”,说他们“灌输赤化”,“抱定了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宗旨,必要时什么不光明的手段都可使出”〔21〕。胡适于12月14日给苏雪林回信,说:“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我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又说:“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Landon来打Roosvelt,有人说:‘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倒我们。”〔22〕后来苏雪林把这封信发表在1937年2月于武昌出版的《奔涛半月刊》创刊号上,而被郭沫若看见了,郭沫若一再引为口实,三番两次痛批胡适。到了1952年10月27日写的《金文丛考》的《重印弁言》时,还心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胡适之流,代表买办阶级的所谓‘学者们’,在当年情况,更自不可一世。胡适曾大言不惭地这样说过:‘今年(1936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这位标准的买办学者,你看他是怎样盲目而无知,因此,我就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结果呢?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得清楚,那自称‘有东西’的家伙,究有的是什么东西了。”此时的郭沫若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意气风发之时,不免有点过于得意忘形。学者余英时就指出,他在痛骂胡适“盲目而无知”的时候,竟暴露了自己的“盲目而无知”。余英时说:“胡适也许因为‘nobody’和‘somebody’在原文是双关语,即有‘微不足道之人’和‘重要的人’的涵义,无法直译成中文,因此才照引原语。这一点关系不大,姑且放过。妙的是郭沫若把GovernorLandon译成了‘格法诺·兰登’,硬把当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AlfredM.Landon改了名字(兰登当时是堪萨斯州的州长,所以报刊上以GorernorLandon称之)。中国学人不通英文毫不可耻,且可免‘买办’之嫌。但郭沫若是译过英文诗的人,而且为了英文翻译的问题还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自负对英文的理解能力未必在胡适之下。现在为了指斥胡适‘盲目而无知’,又自作聪明把胡适原文中的英文一一译成中文,然而竟把‘Gorernor’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字音译为‘格法诺’。译者的诗人想象力诚然可惊,但却远远不是我们普通读者所能想象的了。如果当年胡适读了这篇《弁言》,反问这位‘中国科学院院长’:难道‘格法诺’也是你的‘东西’之一,拿来‘打’我胡适这个‘狂妄的家伙’的吗?我不能想象郭沫若究竟会怎么回答。”〔23〕

1937年5月19日到24日的一星期不到中,郭沫若在日本写了《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一文,那是针对胡适1934年12月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长篇学术论文《说儒》而来的。当时《说儒》以其新颖、开阔的论点,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可说是胡适的一篇力作。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以杨伯勉的化名,从日本乘船返国。当船经过黄海时,他看着汹涌的波涛,去国十年,感慨良深,提笔写下了《归国杂吟》的诗篇,其中有“四十六年余一死”的句子。郭沫若此时想到十年辛苦耕耘,却无人知晓,若能以此篇文章一举驳倒胡适,也余愿足矣。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篇文章在7月20日上海《中华公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出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没几天,他这篇自认是批判胡适最重要的文章,竟被大时代的浪涛给吞没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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