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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郭沫若南京搂抱亲吻胡适的真相(4)

核心提示: 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很明显地,此时的郭沫若已跃出文学的圈子,披上新的学术甲胄,公开地向胡适挑战了。胡适认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郭沫若则认为春秋时代“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真正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近百年都是很灿然的存在着的”。胡适认为中国“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郭沫若则指出鸦片战争以后,“洋鬼子终究跑来了。尽管是怎样坚固的万里长城,受不住资本主义大炮的轰击”,“中国的市民阶级尽管是怎样追赶,但资本帝国主义等不及他们把自己的产业扶植起来,已经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化成了一个全无产者”。当然郭沫若也非全盘否定胡适的学术见解,他在书中就说:“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较新颖的见解,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这都可算是卓识。”郭沫若指出,“不过他在术语的使用上,却还不免有点错误。……胡君泛泛的以石器时代概括商代,以铜器时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来虽尽是一字之差,然而正是前人所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对于郭沫若的指正,后来胡适于1930年12月6日在史语所演讲时也承认,他说:“在整理国故的方面,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我真十分高兴。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17〕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和傅斯年皆倾向于疑古,但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使得他们修正了一些观点,更相信地下出土的实物。而郭沫若早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时,在图书馆就曾见过《殷墟书契》的名目。后来到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殷墟书契前编》,但除书前的罗振玉简略的序文外,余皆是拓片,这对当时的郭沫若而言真是一片墨黑。后虽找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那是有关甲骨文字的考释,是郭沫若需要的入门书籍,但他又无力购买,才导致他透过管道进入东洋文库,独揽文库所藏的丰富的甲骨和金文资料,也造就了郭沫若后来成为甲骨文字的“四堂”之一(案: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砚堂)。因此在这专业领域上,郭沫若是有其洞见的,他远远超越胡适。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理论上完全依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因此郭沫若自诩该书是恩格斯的续篇。学者薛广义指出,郭沫若以恩格斯的理论和观点来剪裁中国的历史,是有其缺陷的。因为他更多地强调东、西方历史的一般性,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例如恩格斯认为,石器工具产生原始社会,铁器社会产生奴隶社会,郭沫若亦作如是观。然而中国历史与西欧不同的是,在石器与铁器时代之间,还夹着一个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郭沫若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完全可以创造出社会剩余劳动,成为奴隶社会的物质基础。他片面地寻找奴隶社会“铁”的证据,而把殷商定为原始社会,是不确的〔18〕。针对郭沫若的失误,后来的史学家如吕振羽、侯外庐,都有专书提出纠正;而郭沫若后来也写出《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承认自己的失误。

另外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述,并不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是采取一般考古学的结论,尤其是佐以罗振玉、王国维对周金铭文考释的成果。学者余英时就指出,“如果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只有唯物史观,而没有卜辞、金文,其书纵便能凭着他的文名而畅销一时,却不会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但郭沫若毕竟聪明过人,他看准了他必须在考证工作上打一场硬仗,才能在主流史学界取得真正的发言权。因此他选择了甲骨、金文的考释,这是最适于诗人想象力驰骋的领域。尤其他念念不忘要取代胡适的领导地位,更非走这条路不可。因为他知道胡适的学术声望不仅来自提倡白话文学,而且更由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示范作用。甲骨和金文自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特别成为一时的显学,却恰好在胡适的研究范围之外。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郭沫若的选择是非常聪明的。”〔19〕另外学者逯耀东在《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及《郭沫若吻了胡适之后》诸文中,亦有相同之论点。学者潘光哲进一步认为:“或许盘旋在郭沫若心灵深处的胡适阴影,的确是他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痛楚,因而激励着他奋笔直书,一泻千里似的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此揭穿了胡适旧学新知不足道的面目,并为他自己树立了‘真理掌握在我手上’的先知形象;然而郭沫若这部书的假想敌,未必只有胡适一人。忽视社会背景对促成郭沫若转向古史研究的影响与其象征的社会意义,恐怕只能做道德领域的说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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