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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中为何“汉奸”众多?(图)

核心提示: 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

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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