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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文革“哄然而起”及毛泽东、刘少奇

核心提示: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在玉泉山休息没几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

1958年3月,刘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为使少奇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几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少奇与周恩来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由少奇同志主持。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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