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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回忆文革中红卫兵的“串联”生活

核心提示: 在金大陆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补充材料中,他这样提到: 据我们采访上海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所知,这属于上级培植的红卫兵组织,因当时上海有不明来路的地下电台,所以“大抄家”时,就有化装成红卫兵的公安人员与红卫兵一起进入居民区中的嫌疑人家。

亲历者回忆文革中红卫兵的“串联”生活

“文革”中的会议现场

亲历者回忆文革中红卫兵的“串联”生活

宣传串联的绘画(资料图)

上海“文革”期间究竟有没有猪肉票?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让“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为此,金大陆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了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期间使用猪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不过,答案实际上明明白白写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内:“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

生于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今年已经62岁。像他这一代的研究者,会认为“文革是‘集体犯罪’还是‘人类遗产’”这样的争论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者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都是力图在惯常的政治学框架内得出结论。”“文革”二字,对金大陆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记忆。不过,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比如细小如猪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陆的“文革”研究《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出了厚厚上、下两册,用丰富、扎实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群众报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描绘了一幅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

“‘文革’研究不仅应该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应该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社会生活路径“文革”研究中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记忆里也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的时候,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而回忆起这些,曹锦清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

“文革”运动初期,因上海没有发生类似西安、兰州、长沙、天津等地学生与当地部门的直接冲突(上海9.4冲击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发动的),也就没有一批批学生为上访取经而外出串联。所以,尽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学生趁势流散在外,但作为集体行动,上海的大串联是发生在“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

“这即是说,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在原初形态上,缺乏内在的‘造反性质’的动因,它是被触动和被召唤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观摩’和‘周游’的特征。”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

“为何不转交派出所”

外出串联,见闻不断。在学者金大陆的个人记忆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件事蹊跷地与国民党特务有关。

1966年年底,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走的是水路。当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晚会是在底舱举行,串联的师生中有许多文艺高手,独唱、吹奏乐器、跳舞,热闹的气氛让大家都十分高兴。

晚会结束后,金大陆回到自己的舱房,却发现他的铺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我起先以为他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致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陆说,这个男子身上黏着些泥,像是刚从田间来,长得相当壮实,有一个抵俩的感觉。他一言不发,后来实在没法,终于叫来了背枪的乘警。

“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拿着纸和笔写下了: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乘警也脸色发白,有人怀疑这是个疯子,立刻叫来船医。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开始愤愤骂人。后来,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去与船长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长与乘警来了,与男子交谈了几句后,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而船长的决定是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竟然没有送交给公安机关。”

这段蹊跷的遭遇,让金大陆至今想来毛骨悚然。但他并不确定当时遭遇的是否真是国民党特务,或许仅是个疯子。但在整个“文革”研究过程中,的确有官方资料证实了当时特务活动的存在:从1966年到1975年,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公安部门都曾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和外籍特务案。如1966年8月,国民党特务邓某进入上海,与潜伏特务接头被抓获;1968年,国民党特务李某进入上海,发展人员,搜集情报被抓获等。

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在金大陆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补充材料中,他这样提到:

据我们采访上海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所知,这属于上级培植的红卫兵组织,因当时上海有不明来路的地下电台,所以“大抄家”时,就有化装成红卫兵的公安人员与红卫兵一起进入居民区中的嫌疑人家。那位当年的负责人说,他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坐在一吉普车里,用步话机呼号指挥。还有江青为清扫上世纪30年代留在上海演艺界的劣迹,通过叶群指派驻沪空军的战士冒充红卫兵,与上海复兴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抄了赵丹、郑君里等人的家,片纸不留,打包封存,最后空运北京当着江青的面焚毁。当时,上海曾办过红卫兵“大抄家”展览会,包括旗帜、文件等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东西,也有枪支和电台。

不过,这段个人经历的意义不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真假”,而在于船长和乘警对该“国民党特务”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那位复旦学生的确发出了“为何不转交派出所”的质疑,并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机关报案。但这样做的人只有他一个。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当时船上服务员的话:“你们只跑一趟,他们天天要在这条线上跑……”

这种处理手段和考量,与未曾经历过“红色年代”的人的想象,不是没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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