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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起草:以正面宣传为主

核心提示: 董云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份白皮书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人权’入宪,也不可能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订实施。”还有一种变通,就是用“人民权利”来代替“人权”。1990年10月,董云虎编写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书出版。

91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起草:以正面宣传为主

董云虎。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1991:中国人权白皮书那一小步

在起草过程中,曾经尝试过各种写法,拿出过很多个稿子,有的详尽罗列法律规定,读起来十分枯燥,且往往将重点放在建国以后,对建国前着墨不多。

在几经反复后,朱穆之提出了起草人权白皮书的三个原则:“以我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

李源潮在传达朱穆之关于白皮书的谈话时解释说:所谓以我为主,就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不以西方人权观的是非为是非;所谓以事实为主,就是摆事实,不讲空道理,不主动挑起与西方的论战;所谓以正面宣传为主,就是以阐述中国在人权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为主,不授人以柄,也不说过头话。

1990年年底,当时还在中共中央党校当讲师的董云虎应中央外宣小组之邀,去介绍人权学术研究情况。

被门卫拦下来后,他解释说,是中宣部外宣局老局长田丹请他来的。门卫随即打电话进去确认。电话里问:“来的是不是中央党校的一位老教授啊?”门卫说:“不是,是一个小伙子。”

当时,董云虎未满28岁,长相又显得比实际年龄还小。业内人都知道他编写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书,听说过这么个国内人权理论界的后起之秀,但并不识其人,遂想当然认为是一位“老教授”。

这个被门卫拦下的小伙子,19年后的2009年起,成为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管人权事务的副主任。

董云虎的办公室并不宽敞,摆设也很普通,但阳光照进来,很明亮。办公桌旁有一个书柜,里面放着很多人权方面的书籍,包括他自己那本《世界人权公约总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董云虎会时不时打开书柜翻一下资料,强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轻轻敲打一下面前的茶几。

那次讲课后不久,董云虎就被借调到国新办(与中央外宣小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全程亲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起草工作。

这个薄薄的文件,却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大步:这是中国政府第一部白皮书,也是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第一个官方文件。董云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份白皮书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人权’入宪,也不可能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订实施。”

董云虎最初接触“人权”领域时,这个概念在中国还是一个理论禁区。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内思想界虽然对“文化大革命”有深入的反思,但没能提到人权的高度,一直讳言人权。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并且质问: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权”,究竟是向谁要“人权”?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一个会上肯定了这篇文章,并曾组织在中央机关刊物和一些主流媒体发表过一批文章,总的观点是,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

现年75岁、时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的刘海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这些导向性文章,让心有余悸的思想理论界不愿与“人权”这个敏感的词汇搅和在一起,怕理论上思想上“分不清楚”。

他们学会了变通,只讨论具体的权利,包括人身权、生命权、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还有一种变通,就是用“人民权利”来代替“人权”。

1982年,为了考研究生,董云虎恶补世界历史,第一次读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感到极为震撼。加上1982年经修订的新宪法的颁布、它对公民权利的强调,引发了他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兴趣。

1986年,董云虎从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央党校,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巨变和北京政治风波。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苏东剧变被西方视为利用人权进行冷战的成功范例,他们很快将人权攻势的矛头指向中国。

对此,江泽民1989年7月2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而通俗地解释民主、自由、人权等,使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教育。“这是中央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的首次表态。”董云虎介绍说。

这给董云虎的人权研究带来了机遇。

他花大量的时间泡图书馆,收集、整理了几乎所有世界人权研究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很多资料是英文的,他就自己动手翻译,甚至还请人去联合国总部复印了很多相关文件。

1990年10月,董云虎编写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书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部大型人权编著。书中用20万字的篇幅,梳理了人权概念的历史沿革和最新发展、经典文献对人权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争人权的历史。“这是国内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权。”

书出来后,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了一分钟的书讯。李鹏总理办公室专门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让送过去8本。外交部一次购入300多册,发给部内各处和各驻外使领馆。

因为这本书的影响,才有了中央外宣小组的讲课之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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