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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评价毛泽东:非常聪明非常诡诈

核心提示: 不像斯大林,我从不试图占他的便宜。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那次战争用的是飞 返回腾讯网首页>>

赫鲁晓夫忆毛泽东:他的个人崇拜有点像宗教

塔列朗曾经说过,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对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

我退休几年以后,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打下上海呢?”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六百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那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2)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象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着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后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于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可是现在,这位哲学家却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从我自己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我总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从不试图占他的便宜。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人想占我们的便宜。例如,一九五四年(当时我国由于战争的缘故仍然处于饥荒挨饿和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到了北京,周恩来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或许能送我们一所大学?”

我说:“你知道我们自己也很穷,我们或许比你们稍为富一点,但战争才结束,我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即使当时我们有自己的难处,我们还是把旅顺港和大连免费交给了中国,而且我们还在中国投入了巨额资金。

我们建筑了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1957年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这条铁路对我们用处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穿过群山通到哈萨克的铁路。”

我说:“你比我清楚你们自己的国土。我们原先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但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开一条路到中国。这条铁路在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在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后在边界接轨,这样不好吗?”

后来,周恩来又提起这条路:“是不是在我国境内的这一段也由你们来修?”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修这条路要削山跨河。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各修各的,照从前达成的协议办。”

我们开始建筑我们那一段铁路。在工程进行过程中,中国人又提出他们那一段路也由我们来修建。后来我们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可是中国人的路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记得一九五四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我访问北京时,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殷勤、巴结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我还是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我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我互相热烈拥抱,互相亲颊。我们经常在一个游泳池旁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样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实在甜得有点令人恶心。当时的气氛是令人作呕的。另外,毛泽东讲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备。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想,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点特别吧!总之,我觉得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例如,我记得毛泽东有一次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泽东承认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口号。关于『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当然,实际上我很了解『百花齐放』是什么意思。那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口号不过是个激将法。它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他还有另一个有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认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竟把美帝国主义当成纸老虎,而实际上它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第一次提出『纸老虎』口号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口号使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来的。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平静下来了,不再热中于『纸老虎』的提法了,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为它唱赞歌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一九五七年,他显然改变了他的调子。他来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交谈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回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兄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们没有争吵,我们只是在友好地进行讨论。

毛泽东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撤退。”

“撤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叁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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