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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学生把毛泽东像章别在肉上表忠心

核心提示: 复旦大学一位“革命派”学生要实现身不离像,像不离身。怎么办?就试着把像章别在肉上。别在肉上自然很痛,所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样试了多次

造像的悲喜

一场“文革”,在当时是作为正剧搬演的,据称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何等义正词严。

但是,十年的“命”革下来,弄得疮痍满目,哀鸿遍野,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教育败坏,科技停滞,经济也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看,“文革”又是一场特大的悲剧。

然而,如果从“文革”中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种种表演来看,从人性的扭曲与疯魔来看,它又像是一场无穷无尽的闹剧。(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关于“正剧”,有当时官方种种决定、指示、讲话、社论大加阐述;关于“悲剧”,有“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以及后来民间的许多回忆、追记、调查、史料详作披露;唯有闹剧,较少见诸笔端。

电影评论家钟惦棐生前曾作一文,题目是“有个莫里哀,该多好”,记述了“五七干校”一位“校友”的故事。那位校友每到星期五,照例要到干校连部向“牛政委”坦白,交代一段编造的“罪行”,然后到月末的那个周末,就可以因“认罪态度”良好而取得同“革命群众”一样回家一次的待遇。钟先生本来不值其人,但在一次同去街上买毛笔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位“校友”的肺腑之言:“你当我愿意搞这样的政治游戏么?我在这游戏中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可我怎么办?你替我想想,我老伴儿风瘫在家里,拉屎撒尿都要人侍候。这大夏天,浑身臭得快长蛆了,我得回去给她洗澡呀!”他本不想欺骗,但必须欺骗;那位“牛政委”呢?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位每周来交代一次的“反动分子”其中有诈?但从他的“政治”考虑,恰需要不断有这样的“交代”才能证明这“革命政治”的合理。因此,精明的“牛政委”尽管不想被骗,却又需要被骗。从这段既可笑又可悲的经历中,钟先生发现了绝妙的喜剧素材。

这样的喜剧素材,可惜无人发心收集。聊记数则,希望能勾起广闻博见者的兴趣,使这些素材不致湮没。

造像悲喜

“文革”风起,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顶峰。上海、北京各大学都建造毛泽东的塑像以表尊崇。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对着塑像山呼万岁,好不虔诚!虽然曾传达毛泽东说:“他们好残酷哟,叫我日晒雨淋,站岗放哨。”但谁敢真个拆除?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是句空言,就像尽管毛泽东生前在中央领导中,带头亲笔签下死后火葬的倡议书,但真个归去,他的最最亲密的战友们却没有一个敢说要遵从死者遗愿火化,反而要用玻璃棺、防腐剂永久保存,为此还特地造了一个保存遗体的纪念堂。(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直到“文革”过后,才感到举国塑像林立并不表示崇敬而只意味着愚昧,于是纷纷拆除,但因余悸尚存,多于夜间施工,并围以布幔。路人有不知者询问幔中所施何工?答者不敢直言,但模糊应之曰“把那玩意儿敲了!”鼎盛时颠倒众生,宝相庄严;风头一过,又成了挨敲的“玩意儿”,可知个人崇拜也如冰山,难于久恃。

佩戴悲喜

造像,是大工程,只能以公家之力完成,若要人人都“请”一个(“文革”时都兴说“请”而不说“买”,让我顿时想起侯宝林的相声《请佛龛》),则只能仰仗小巧的像章了。

周恩来在“文革”中始终只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我想,那恐怕是为了委婉地表达他的信念不在于对某人的崇拜,而在于坚持为国人服务的精神。但多数人那时都用佩戴一枚毛泽东像章来表白“红太阳”时时都在心中———不管表白的是真情还是敷衍。为了表达“感情之深厚”,像章越做越大,越做越精致,材质也越来越考究,铝质之外更有瓷质、竹质、塑料等品类。直到据说因大量消耗铝材,毛泽东说要“还我飞机”,才稍有收敛。不过,那时早已差不多人人胸前有“红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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