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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在“文革”中经受了哪些批判

核心提示: 文革中为溥仪罗织的罪名是:《我的前半生》名义上是写大战犯、大卖国贼溥仪的劳动改造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帝修反反华、为刘邓黑司令部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搞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的。

末代皇帝溥仪在“文革”中经受了哪些批判

毛泽东会见溥仪合影(资料图)

末代皇帝溥仪在“文革”中经受了哪些批判

末代皇帝溥仪在“文革”中经受了哪些批判

《我的前半生》手稿

一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尽管它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写得不错”的书。而认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兄弟,当然,也有在特定的“极左”时代精神迷乱者。历史是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或许还能从中抽绎出一家出版社对这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作出突出贡献的史实。

溥仪挨批评与困厄前的征兆

1965年4月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找溥仪谈话,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批评。溥仪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工作之后,总的来说,继续改造得不错,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满情绪。譬如,吹自己写了《我的前半生》,在会见外宾等场合,未保持好谦虚谨慎的分寸,等等。周恩来总理说:“又为他出书,又常见外宾,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在抚顺,进步。到政协,退步就不行!”周总理还给申伯纯下了“命令”:“把溥仪交你,不能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一直代表着毛主席,十分关心对包括溥仪在内的获释战犯的思想教育问题,严峻中饱含殷切的期望。

溥仪在自己的日记中检讨了自满情绪(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与《我的前半生》相关联的是申伯纯的一句对周总理的批评进行理解的话:“我揣度,出书事实上有别人帮助。”这个玄机,伴随着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同时的这本书的版权纠纷的发展,逐渐被公开且详细化了。周恩来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问世一年之后,就把“又为他出书”的玄机道破了。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尔所言,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其含义大不一样。溥仪的“飘飘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总理和溥仪离开尘寰之后,谁能抑制溥仪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飘飘然”呢?

周总理针对《我的前半生》的言论,是批评溥仪的一个角度。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针对这本书批评溥仪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正式面世后,有一些读者致函群众出版社,批评这本书宣扬皇帝的显贵,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较为典型的是伪满时期溥仪的直接受害者、长春市政工程处职工孙博盛的批评。这位当年溥仪的“童仆”,表示对这本书的出版“抱着愤恨的心情”,并提出由群众出版社做出检讨,否则要向中央写信告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群众出版社妥善保管着这些信件,没有告诉溥仪,以免给他平添紧张和不安。时间又过了两年,孙博盛终于直接和溥仪“过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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