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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毛泽东讲话:你们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4)

核心提示: 64年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对毛说: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参加。后来毛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只讲几句就被刘打断。毛在71岁寿辰时说: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从“吃穿用”计划到“大三线”建设

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到党内斗争时,同时提到要准备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准备最后灾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

一次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之后,又突然提出“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之后,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

不过1958年和1973年那两次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诉诸行动。1964年这一次不同。准备打仗的思想演变为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首先是改变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关于“三五计划”,1963年初,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就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其基本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不过当时讲“三五计划”时期是1963~1967这五年。到了8月,中央决定再用三年(1963~1965)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时期就推到1966~1970年。计划目标不得不作重新考虑。拟定三大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二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三是加强与农业与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虽然作了这些调整,仍然是一个“吃穿用计划。”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作战部向中央提了一份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这些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可行性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听取计划领导小组“三五”计划汇报。毛泽东概括地讲了他的想法: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这“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说法,也还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务。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谈到要改变计划方式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随后,他提了要搞三线工业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所谓一、二、三线,是对中国地理区域作的战略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内陆地区为三线。三线有两片:一是云、贵、川、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二是陕、甘、宁、青、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这两片统称“大三线”。在“大三线”之外,还有“小三线”,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区。国家集中力量加强“大三线”建设,各省区负责“小三线。”

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较严峻。美国在越南不断搞战争升级,把战火扩大到北越,逼近中国南大门,中美之间又一次走到战争边缘。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后,转而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两国边境对峙并未缓和下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变得紧张起来。面对这种现实,提出加强战备是必要的。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总是居安思危,重视有备无患。在他脑子里有两根弦是始终不松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战争。

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话,引起了党内的共鸣。大家都感到领袖的深谋远虑,一致拥护加强战备,并且具体落实到三五计划的编制中。

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还引起了人们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来就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

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

周恩来为三线建设和以备战为中心编制三五计划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从以后的发展看来,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战争危险的估计都过头了。然而很难测算,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了准备。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即用国家的力量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严重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

传统体制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事情。三线建设的展开,有两个字:一是建,二是搬。关于建,三五计划新建项目大都摆在三线,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林彪进而提出‘进洞’)”的方针布点。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关于搬,就是把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线。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工厂大搬家。一年半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

三线建设中的消费、损失,效益的下降,机会成本的增加,过分的分散、选址的失当种种经济上的利弊得失,非本书所能断定。

本文摘自《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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