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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毛泽东讲话:你们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3)

核心提示: 64年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对毛说: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参加。后来毛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只讲几句就被刘打断。毛在71岁寿辰时说: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撤销“17条”,制定“23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觉得到一些迹象。因为刚发到手的“17条”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销毁。

原来在会议前半段,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内容比较简单,只16条。根据会上讨论意见,又反复修改为17条。12月24日和27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批转,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

“17条”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已经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提法。

文件发出后,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毛泽东的三大政治秘书,胡乔木在养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陈伯达。陈伯达在政治旋涡中善于投机,随时准备把法码投向优胜者一方。1964年,他曾对刘少奇表现得很尊重。“桃园经验”的推广下发,让刘少奇挂帅,统管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积极建议的。

然而,当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陈伯达迅速调整情绪,紧跟毛泽东。他12月27日会上的发言,顺着毛的话,从“理论”上批评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的。”

陈的发言,深得毛的赞赏。后来毛泽东修改文件时,特别把这个意见写了进去。停发“17条”,也是陈伯达建议的。这使毛刘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朗化。

由于“17条”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10条”“太长了,太繁了。”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的第一个10条,为什么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后,正式发出。会议也就此结束。

毛泽东在修改23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事实上半公开化了。知情的中上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面见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

刘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的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然而,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

正是这次的分歧,使毛泽东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决心。正如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提到“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讲:“引起我警觉,还是‘23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有一点是明白无误了,毛泽东多次讲“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

高层的分歧,下面并不知道。“23条”关于“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当时也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倒是“23条”关于纠正“左”的偏差的规定,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严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实际中发生了影响。1965年1月25日,彭真在北京通县召开了一个10万人广播大会。彭真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及抓紧生产斗争问题。彭真的讲话录音由刘少奇、邓小平批转全国各地,起了降温的作用。“23条”下达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运动向平稳方面发展。在整个运动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

各地“四清”运动在抓紧进行,毛泽东本人却对这场运动不太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占总数32%,正当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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