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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遭国民党无情“封杀”:不懂党不要充内行(2)

核心提示: 结果三天后国闻通讯社复函,告诉胡适由于其他报纸没有刊登,更为重要的是胡适的稿件已经被新闻检查机关扣留,因而没能公开发表。仅仅过了两天,《民国日报》却刊出了陈德徵批判胡适的文章:“不懂得党,不要充内行,讲党纪;面对这些事实,胡适问道:“人权在哪里?

随后,各省市的党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愤地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对胡适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各种谩骂、攻击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国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等报刊。在批胡运动中,国民党还将这些文章汇编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辑出版,并且预告还要出版第二辑。这些批胡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认为胡适的言行已确凿无疑地构成了“反党罪”。认为胡适受到了“共产党、改组派及帝国主义反宣传”的影响,胡适的行为“为帝国主义与奸商张目,蹈卖国汉奸之所为”。

胡适的这些言论尽管受到了国民党的强烈批判,但也得到了知识界的高度赞扬。蔡元培称“振聩发聋,不胜佩服”。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还有外国人支持胡适,“一个政府与其把胡适抓起来,不如听听他的劝告”。同时,胡适激烈批评国民党,目的在于“补偏救弊”,并非真正的反对国民党。正由于胡适在新文学上的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再加上其出发点不是反对国民党。因此,面对各地党部要求惩办胡适的通电,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一种自认妥当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转令教育部对胡适予以警告。

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是胡适的同学,为了完成这个烫手的任务,蒋梦麟搜肠刮肚地起草了一份含糊其辞、暗示明显的部令给胡适,此训令开头就说,“为令饬事:奉行政院第3276号训令开”,又告诉胡适“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接下来所有的要惩罚胡适的理由几乎全用了上海市党部提交的理由:

“查胡适年来言论却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洋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示。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胡适能就此住口,但胡适一点也不领情:“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分歧,故将原件退还。”

国民政府没有对胡适进行人身限制,但采取了扼杀胡适言论的方式来终结对胡适的批判。1930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上海市党部,查封《新月》杂志第六、第七期;5月初,又查禁了《人权论集》。而胡适也知道这次被批直接影响到了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懂事会的董事职务,他认为在上海无法再待下去了,因而于2月8日发布公告,辞去中国公学的校长职务,准备出洋讲学去。

胡适出洋最终并未成行。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的胡适,过了一段轻松快活的日子,这段日子里胡适以写文章为主。国民党对胡适的批判也日趋软化。1930年4月,南京国民党党部在招待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时,吴稚晖、杨杏佛对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观点进行了批驳,但随后杨杏佛又去信给胡适,说是报纸断章取义。11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依据道听途说的消息,批判胡适居心险恶,行为卑劣,目无中国。胡适坚决予以反击,两次去信要求胡汉民提供消息的来源。除此之外,报纸上还零星出现一些批判胡适的文章,但这已不是国民党的喉舌人物,都是一些投机者所为了。11月底,胡适举家迁回北平,回到了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同情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通过他自己主持创办的《独立评论》重新拉近了与国民党的关系。1931年10月,胡适到南京拜见蒋介石。此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逐渐融洽,这种关系发展的最高峰就是1938年9月胡适接受了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职务。至此,胡适这个批判国民党和遭受国民党批判的人,与国民党握手言和,融为一体。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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