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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反对判江青死刑: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图)(3)

核心提示: 5月,陈云被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调查,学习“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同志在20日之前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并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

早在1961年,陈云就提出并主持制定了从中东、东非“全球购棉”,加工成纺织品出口换汇,再进口粮食的战略,为克服国内粮食严重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而国内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但在极“左”思潮压制下,有人却认为进口外国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再次主张,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长期这样搞,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同时,他还主张,在整个外贸工作中,都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1973年,外贸部门进口了160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换汇,一部分解决了国内需要。陈云的这个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将其发展为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扩大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利用外资重要手段。

当时,有人提出利用外汇资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同现有规矩相矛盾的疑问,陈云坚决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1973年10月,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进口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迟生产,很不合算。江青等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已经批准的进口设备计划,就反对进口有关附件,说这是“洋奴”。陈云愤然而起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指使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攻击扩大外贸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陈云经过冷静思考,针锋相对地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是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陈云当时对国际形势的预见性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战略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3年,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谁也不敢轻易打。这样,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生产力迅速增长,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成为时代主要矛盾,证实了陈云的这个判断。

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关于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第一份是《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第二份是《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在提纲中,陈云提出的国际形势判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而且对比以后的30年,与他的许多预见也出现了不少惊人的吻合。例如,关于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遇到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是有较大发展的”;“一度出现过的社会主义阵容”“不存在了”;“现在是三个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出现是最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和力量已缩小了”。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证实了他的远见。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首先是“部分战争”,如“挑拨第三世界之间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中东产油国”。这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海湾战争和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战争所证实。关于经济危机,陈云判断说,“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冲击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明显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特点。这两份提纲,反映出陈云在“文革”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国际问题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

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并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姚依林回忆,一次他去北长街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通过子女传话与叶剑英交换意见后,10月1日晚上,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穿上大衣,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身子蜷缩在车子后座里,前往叶剑英的西山住所面谈,他进去时,正好遇到邓颖超谈完出来。叶先给陈看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然后问陈怎么办。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陈云坚决态度的推动下,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领导层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因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前进的步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的“左”倾错误仍然在继续。

在政治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仍然统治着全党,“文革”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难以出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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