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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主席称五位元帅是反对派

核心提示: 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

(图为:中共九大会场)

(图为:中共九大会场)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召开时,笔者正在广东“支左”,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大会秘书处规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员与会,省革委会领导决定笔者以秘书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笔者还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同那两次大会相比,再对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神秘的会议

江青不无得意他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仁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商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寒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为什么不能按时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要落空。江青不无得意他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个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名代表认真他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除,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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