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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发动文革原因:中央出了独立王国

核心提示: 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

毛泽东和邓小平(资料图)

毛泽东和邓小平(资料图)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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