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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纠“左”:建设搞太快 天下会大乱(4)

核心提示: 尽管如此,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下简称“大跃进”)的迅速掀起,还是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意想不到的问题。)为此,关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大体需要什么标准、需要多长时间?

随后,中央又紧急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一是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到了此时,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民公社就是大合作社,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到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将钢的指标再下调到1300万吨。经过近8个月的纠“左”,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感慨良多。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他同时承认,在抓工业方面打了败仗。

在这次会上,他认为还有两个问题不主动,一个是食堂问题,会后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一个是宣传问题不主动,不要吹得那么高,务虚名而得实祸,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

“大跃进”带来的是市场大紧张;办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出了乱子;四大指标等都没有完成,搞得非常被动,因而党内外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么对当前的形势应该怎样认识,又有哪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怎么做,需要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总结一下,以统一大家的思想,做好今后的工作。于是毛泽东就借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专做这件事情。

庐山会议是7月2日召开的,毛泽东先后提出19个问题请与会者讨论。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分析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似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对形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及基本建设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会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所以他说,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今年不会再搞高指标,不会刮“共产风”,所以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第二,出现混乱是因为不懂经济建设的规律,“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日。),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读书,尤其是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他自己在内。第三,又提出一些纠“左”的新措施。如综合平衡问题,恢复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等。第四,为了消除党内的认识分歧,毛泽东想以强调党内团结的口号来实现党内的共识。

总之,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页。)。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

综上,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在9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走得很不容易,他时时刻刻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尽量使它们能够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都是在纠正着他自己的失误。9个月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艰难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所说,是为了“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11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张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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