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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纠“左”:建设搞太快 天下会大乱(3)

核心提示: 尽管如此,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下简称“大跃进”)的迅速掀起,还是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意想不到的问题。)为此,关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大体需要什么标准、需要多长时间?

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当他收到广东方面反映瞒产的报告后,第一反应是:副食品、日用百货等不足,与农民瞒产私分有关。但当他静下心来,尤其通过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调查,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意识到农民拼命瞒产是怕共产,怕外调,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人民公社一成立,不应该马上就变成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他认为,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两个过渡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这也是引起广大农民坚决抵抗的根本原因。但当时有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渐渐地,如何解决农民瞒产私分、缓和同农民紧张关系的方案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清晰起来。这个方案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现阶段应当是以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为基础,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队所有。为了迅速纠正这一问题,他决定将原来准备于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提前于2月底开始在郑州召开,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原本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会期只定三天。出乎意料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是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主张还是维持六中全会的决议。二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主张还存在不同看法。如毛泽东说,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问题”。一些同志认为瞒产私分还是本位主义,必须批评。在所有制问题上,当毛泽东强调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时,有的同志担心如此一来,公社的优越性会有不少的削弱。为了说服这些同志,毛泽东说,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

这样历时7天,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解释、说服和会议的充分讨论,大家逐渐统一了认识,通过《郑州会议纪要》,将毛泽东强调的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落实下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关注着全国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纪要》的情况。他根据一些地方提出的意见,又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也要算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的上述思想进行贯彻落实。

从上海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一月北京会议时,毛泽东对原来的指标还比较乐观,但到了3月上海会议,当他听到未能按计划完成时,心情很不愉快,后悔当时未能及时听取陈云的意见,也感觉到人们不敢跟他讲真话。因此,他立即提出压指标,压基建项目,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同时提出要多谋善断,注意听取他人的意见。他还再次强调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说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他说他只是不同意“反冒进”,但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由此,七中全会将钢的产量由原来的1800万吨,下调至1640万吨。

三、从七中全会到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提出纠“左”的新措施,并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力图统一全党认识。

七中全会后不久,又出现了15个省发生春荒缺粮的问题,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当时,又正是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的季节,毛泽东一面给15个省委书记下指示,一面又批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务必采取措施,千万不可大意。1959年4月29日,他还亲自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针对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最关键问题,如包产、密植、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提出新的意见。总之,就是要把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纠正过来。后来人们回忆,毛泽东的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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