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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禁片《武训传》:江青趁机执掌文艺界

核心提示: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第一个接到停映通知的国产电影。《荣誉属于谁》不仅片名出自高岗讲话,内容歌颂高岗治下的东北地区,而且影片结论是荣誉属于学习苏联的人。

2012年春,《武训传》正版DVD在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封套上含蓄地写着:供研究使用。新中国第一禁片,尘封六十一年,在没有任何官方声明的情况下,以这种低调的方式解禁了。“文革”中大量禁映电影,在1978年之后纷纷获得“平反”复映,只有《武训传》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说法”。它如同一座孤独的墓碑,矗立在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史的起点。

但求政治无过

1949 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电影局,负责全国电影事务。当时全国文化领导机构尚未创办,而电影管理先行,表明中共对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高度重视。经过十余年战乱摧残,民族电影工业处于崩溃边缘,整个市场几乎都被好莱坞统治。刚刚接管电影产业的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以此鼓励国产电影尽快恢复发展,打退进口“毒素电影”。时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的夏衍,向上海电影人传达政策时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此背景下,国营厂、私营厂、公私合营厂,共同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旗开得胜的局面,出品了《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国产佳作,夺回了电影市场半壁江山。

1950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展开。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电影业也深受影响:英美电影全面禁映;对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开始收紧。当年春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内蒙春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第一个接到停映通知的国产电影。原因是将蒙古族王公塑造成恶有恶报的反面角色,违反了解放初期的民族政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内蒙古主席乌兰夫等领导都认为不太妥当。

停映大概一个月后,编导按照各方讨论意见,将影片进行了修改。结尾蒙古族王公终于醒悟,被党争取了过来。改后上交周恩来、朱德观看提意见,又给毛泽东看。江青给导演干学伟打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几点指示,其中包括把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几经周折,《内蒙人民的胜利》于1951年复映,还获得了捷克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50年底制作完成的《荣誉属于谁》则没有这么幸运。电影名字取自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同名讲话,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故事讲述的是在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新来的副局长则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的调车法,以解决列车的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铁道部对此片进行了审查,领导看完都很高兴,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说片子里的共产党员演得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对铁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义。电影顺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并且没有明确理由。

导演成荫写了很多书面检讨,越写越糊涂,因为连周扬都不知道这部片子犯错的根本原因,江青也说得含含糊糊。直到很多年后,经过各方分析,联系1954年的“高饶事件”,才约略揣测出其中玄机。《荣誉属于谁》不仅片名出自高岗讲话,内容歌颂高岗治下的东北地区,而且影片结论是荣誉属于学习苏联的人。当时中苏虽然表面处于蜜月期,但毛泽东早已不满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对他本人的压制,而高岗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1950年,矛盾已经在发酵。

《荣誉属于谁》无意间卷入政坛纷争,且始终没有得到影片被禁的官方答案,导演成荫无所适从,私下长叹:“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句话在电影圈悄然传开,一时成为业内名言。电影人意识到,“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改剧本适应新形势

如果说《荣誉属于谁》踩了一脚闷雷,《武训传》则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武训是清末山东的文盲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三十年,终身未娶,讨来的钱几乎全都用来兴建义学。武训本无名字,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而被人叫武七,清廷为表嘉奖取“垂训于世”之意,赐名武训,并赏黄马褂和“义学正”名号。民国政府将武训奉为教育事业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黄炎培等都曾为纪念武训而题辞撰文。

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一部电影。陶行知历来以武训为偶像,抗战期间在重庆连续几年举办纪念活动,向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孙瑜曾执导经典默片《大路》。抗战中拍片机会很少,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在流亡中构思出剧本。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原籍山东的赵丹欣然接戏,童年武训由孙瑜的儿子孙学栋扮演。

电影拍了一半,内战战局使拍摄中断。上海解放后,《武训传》还该不该续拍,怎么拍,成为孙瑜犹豫的问题。1949年7月,孙瑜赴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间隙,他在人群中向周恩来挤过去,请示对《武训传》的看法。他问:“武训这人怎么样?”周恩来思量片刻,没说好与不好,而是说:“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回答耐人寻味。孙瑜还没来得继续问,又有好多文艺人士涌向周恩来,孙瑜便走开了。

回到上海后,昆仑影业公司又请示了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领导。夏衍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于伶认为老解放区某模范教师的题材更好。孙瑜迷茫了。“在北京的全国文代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

但影片不能下马。昆仑公司资金紧张,急需出品《武训传》恢复元气。顺应社会新形势,结合领导意见,孙瑜对剧本做了大规模改编。全片由正剧改为悲剧,将武训的生活环境改得残酷黑暗:加了几场武训被地主官僚殴打欺侮的戏;把武训的朋友车夫周大改为太平军的义士,作为对武训的反衬;最后武训发现,辛苦办义学,教出的学生还是以做官为求学目标,不能改变穷人命运,心灰意冷,黄马褂扔在了地上……

片中还加了一个新的线索角色:赵丹夫人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影片开场,黄宗英站在武训画像前,向小学生宣讲:“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接着她以饱含同情的画外音,讲述武训一生的悲剧。全片结尾出现解放军和毛泽东画像,女教师作总结发言:“他(武训)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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