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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美国参与中国政府三峡工程决策始末

核心提示: 1980年,美国考察团的意见使邓小平认为,按中国的财力,三峡工程可能十年都上不去。美国水利界三巨头对三峡工程形成不同意见,这促使邓小平在1980年7月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实地考察。

在三峡工程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勘测、设计、论证和建设过程当中,尽管有各种各样反对的声音,但我们还是得到了许多帮助。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美国是国外最早接触三峡工程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和国民政府合作进行三峡工程的查勘规划工作,提出过萨凡奇计划。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逐渐成为三峡工程主要的对外交流对象。我长期从事三峡工程的各项工作,和美国有关部门、专家打过不少交道,现仅就我所了解的美国参与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早期接触

对于三峡工程,有人认为是孙中山最先提出决策,这是不准确的。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对三峡开发曾作这样的论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段话与其建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北方大港以及修10万公里铁路一样,只是天才的设想。孙中山一生没有到过三峡,没有为三峡工程做实际工作。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出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这是我国专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进行的第一次勘测和设计工作。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派美籍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参加,这是第一位参加三峡水电勘测的美国人。他们在三峡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两个月的勘查和测量,编写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拟定了在葛洲坝、黄陵庙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50万千瓦的低坝电站,并设船闸通航,总预算1.665亿美元。这是中美两国工程师合作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电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仅仅是纸上谈兵,很快就被束之高阁。

1944年4月,在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任专家的美国人潘绥,提出了一个利用美国贷款修建三峡工程的计划,并向罗斯福总统写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得知潘绥的报告后,专门请正受邀在华进行水电咨询工作的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赴三峡考察。美国垦务局大坝设计世界闻名,当时世界四座最高大坝均为该局设计兴建。当时宜昌尚在日军控制之下,萨凡奇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日军飞机可能轰炸和扫射的危险,对三峡两岸的山川地势进行了为期10天的详细勘查,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这是第一个三峡高坝建设方案。1946年4月,他又到三峡实地勘查了一次。

有人说萨凡奇对三峡工程作出了设计,也不准确。但是应该说萨凡奇的勘查,大大推动了三峡工程的设计。萨凡奇对坝高和水位的选择还是有经验的。他选择的水位是204米,和我们后来长期研究论证的结果比较吻合,也是考虑到不要淹没重庆。但萨凡奇把坝址选在南津关,这是不好的。南津关属于石灰岩地区,地质条件不好,我们打过很深的钻,在200米以下还有泥沙,还打出螃蟹,风险太大,而且枢纽布置起来比较困难,船闸就非常不好放。

1945年春,美国垦务局开始研究三峡工程有关资料。1946年4月,资源委员会与垦务局正式签订合约,由该局进行三峡大坝的设计,中国派技术人员赴美参加设计。据此,国民政府先后派60余位技术人员赴美。同时,资源委员会与美国M. K公司签订合约,由该公司承担坝址地质钻探任务。不久,该公司派人在南津关打过两个半钻孔,进行了石牌到南津关地质勘查工作,确定了南津关坝址,搞了布置图。此外,资源委员会还与美国洛杉矶费其艾航测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承包航空摄影。整个航测工作,从石牌到南津关下游,于1946年7月完成。总的来说,美国这一时期的工作,包括比较全面的柯登报告,也就是规划性设计,不能算是我们所说的初步设计的的正式文件。他们在地质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很粗浅,对石灰岩地区的地质问题想得比较简单,认为溶洞只要堵一堵就不至于造成大的灾害。真正对三峡工程进行规划、设计工作,并把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主体,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毛主席视察长江,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以后。当时,参加萨凡奇计划及中美合作三峡工程设计的中方团组,主要来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持此事的先是钱昌照,后来是孙越崎。具体负责的是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黄育贤时任处长,徐怀云科长任中方设计组组长。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也派了杨贤溢、杨绩昭和刘鼐臣等参加。徐怀云后来在美国国际工程公司当副总裁。他曾写回忆录《圆梦记》,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七八十年代,我四次赴美考察,每次到旧金山,都与当地华人,尤其是当年搞过三峡设计的老人见面。黄育贤当时已经很老了,有点轻微的痴呆,但好多事他还清楚,对国内要搞三峡工程非常兴奋。

不久,随着内战日渐扩大,国民政府财力匮乏,无力进行三峡研究。1947年5月,资源委员会正式通知垦务局,中止三峡工程设计。这一时期的中美合作宣告结束。

再次产生交集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长期处于敌对关系,在三峡工程上几乎没有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此时正值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高峰阶段。而葛洲坝工程主要是考虑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上马的。为解决葛洲坝工程建设当中的船闸设计问题,中国组织代表团赴美考察,由此中美两国在三峡工程上再次产生了交集。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在先上马的修改设计尚未作出的情况下(五六十年代的设计思路是先上三峡工程,再上葛洲坝工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因为情况变了,却还套用原来的设计,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工程质量不好,于是就有人向中央反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问题。周总理果断地作出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修改设计,在修改初步批准后才能复工。他把修改设计的任务交给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因为当时林一山眼睛生了黑色素瘤,先是在北京同仁医院,后来到上海华东医院手术治疗。这样,修改设计方案的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

通航问题是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当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交通部门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意见、要求。一些长期在江上航行的船长认为,以前长江航道很宽,可以大摇大摆地航行,建了葛洲坝工程后,只能从窄胡同里走。他们怕船闸碍航,影响长江通航能力。我国当时在一些河流主要是大运河上做了一些船闸,但他们认为这些船闸规模太小,不能反映问题。我们又在江汉平原进长江的新滩口也建了船闸,他们仍认为小,不能成为船闸不碍通航的依据。他们提出,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差达到27米水头,唯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美国田纳西河上的新威尔森船闸(它具有30米水头),由此提出到美国考察的要求。

为此,1973年4月,周总理在与基辛格见面时专门提出,中国希望派一个考察团,对内是考察船闸,对外称水利工程考察团,赴美作全面考察。在获得同意后,中国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水利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机械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和单位一共10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严恺,负责对外台面上的事;我是副团长,负责业务;外交部美大司澳美新处处长屠国维是秘书,负责外事。我们代表团还成立了一个党小组。

这次赴美考察,因为国家高层布置,美国人对我们非常开放,接待非常周到,几乎是有求必应。

美国的水利机构分工很奇怪,如联邦机构就有三家,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总统直管,陆军工程师团属军队管,负责防洪、航运以及水电的开发,垦务局属内政部,负责西部17个州的水利开发(主要是灌溉)。

我们先到纽约,与陆军工程师团在该地区的首脑斯坦德纳斯准将谈美国关于河流的多目标开发的情况,然后到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看干流上的工程,着重看新威尔森船闸。该船闸闸门有30多米高,与我们的葛洲坝类似,运行自如,状态良好。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失败的例子,如赫尔斯坝因地质条件较差,不得不在其下游重修了尼卡夹克坝。我们希望得到最新的资料和图纸,陆军工程师团说不能给。后来通过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给了我们一套工程改建的船闸完整的设计图纸,约700多张。我们一路十分小心,随身带着,这对我们搞船闸设计有很大的好处。

考察完田纳西河流域后,我们来到密西西比河,看了许多防洪和水土保持的工程,还看了实验室做整套的泥沙试验。我们了解到美国人对船闸的设计要求,远没有我们交通部门提出的要求那么复杂。在美国人看来,拦洪坝、船闸都不会成为航运的障碍,而是改善天然河道通船最佳措施。

从亚拉巴马州到密西西比州途中,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台湾当局与美国有外交关系,我们受到了严格的保护。我们一行10人,美国给我们配的是9个保镖1个陪同,也是10个人,每到一州,警察局长亲自出面,集中保护。

考察完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后,我们又到美国西部考察,主要看了西南部及加州的灌溉工程,并沿西海岸到哥伦比亚河,看了邦涅维尔船闸、蛇河的冰港工程、著名的大古力水电站,以及高达770英尺的德沃夏克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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