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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恩来为何提辞去总理职务?(4)

核心提示: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各地生产上争先恐后放“卫星”。小孩子坐在“卫星田”稻穗上的照片居然上了《人民日报》。尽管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并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对大炼钢铁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十分痛心。但直到这年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连御寒冬衣都没有的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严酷的现实和客观经济规律教育了毛泽东,当发现原来在赶英超美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一系列指标,尤其是钢的指标,在实际生产中根本无法达到时,毛泽东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11月下旬,毛泽东又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主动表达了要“压缩空气”的思想:

“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点,如果行,还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由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发动“大跃进”,到发现问题后主动“泼冷水”,主动犯实事求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开始。尽管毛泽东那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思路,但他在思想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却为周恩来等求实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摆脱“大跃进”的矛盾心理和艰难处境,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那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作者 杨明伟)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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