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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

核心提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林彪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也讲“困难”,但是……

中央领导同志在会场(资料图)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几经调查,对农业、工业进行了调整后退,但是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给人造成的恐慌,一时却难以扭转。有些干部还在等待大好形势的再次到来,以便再扯“跃进”大旗。他们迟迟不愿收回过大的建设蓝图,也不愿压缩过高的经济指示。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空气依归是,“左”比右好,被说成是“老左”,无人介意;若被说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还了得,一有风吹草动,就“永世不得翻身”,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而大批基层干部被上面吹来的“忽左忽右”的风,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迈步;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担忧。

毛泽东也已觉察,如果像前几次那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难以深入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和党外政治关系,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贯彻到县一级。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0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组织人员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有所借鉴。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此次的“扩大”,规模空前。除了原先都来开会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负责人外,连地委、县委,甚至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以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都聚集北京,共计7000余人,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代表中央的报告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印发给与会者提修改意见,这在以往也是少见的。后来毛泽东在讲话中,介绍了这个经过: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经2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经过再提意见后,改出第三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名义印发的。

刘少奇的《报告》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2点。这些内容在事后看,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西。《报告》在指出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曾在会上讲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唯独彭德怀的案不能翻”,但他在这几年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对书面报告的内容作说明时,他讲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到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他说一条是天灾,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如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说到成绩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开”的框框:“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再比如说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这无疑是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开了一个口子。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于是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延长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30日上午,各省贯彻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至2月7日闭幕,周恩来称其为“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联系自己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当时讲,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要重新教育干部,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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