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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为何要反封建专制主义

核心提示: 胡耀邦同志从“文革”的浩劫、灾难出发,并不认为“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们一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发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窍不通。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是打着“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

我的父亲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人,家境贫寒。浏阳地处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中心——湘赣边界浏阳文家市地区,他读书的里仁学校校长陈世乔,是个既有学识又有理论素质的新派学者,父亲从小就受他的影响。虽然只读到浏阳初中二年级,但已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他在革命队伍里读书之多、之刻苦,是不多见的。所以陆定一伯伯就说他是个“大知识分子”。

我根据他的教诲谈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

无需繁琐考证,打倒“四人帮”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党对“四人帮”的批判,是把他们说成新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

自1957年反右,直至批判“四人帮”,任何政治运动,任何党内斗争,任何意识形态的交锋,只要给对方戴上资产阶级路线、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此罪名下,谁都有口难辩,也无人为你辩解。几十万右派分子是这样,彭德怀元帅是这样,刘少奇主席是这样,无数的冤假错案也是这样。我们难道还能给“四人帮”戴上这顶帽子吗?难道不用这项罪名,就不足以置“四人帮”的理论、路线于“死地”?我认为,如果今天还不给“四人帮”摘下这顶帽子,“四人帮”代表的意识形态和反动势力就可能复活,他们在地下就可能讪笑今天:资产阶级奉行市场经济,今日中国也搞市场经济。我们“四人帮”则是极力维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不给市场以一寸生息之地!资本主义有资本家阶级,今日中国也有大量的私营企业,这是不折不扣的新生资产阶级,今天竟叫他们是什么“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四人帮”则是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既要在经济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要在上层建筑中实行专政,还要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资本主义社会是两极分化,贫富对立。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欧洲、日本。我们“四人帮”竭力维护的分配制度,你说它是“大锅饭”也好,“铁饭碗”也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正都是一视同仁,既平均又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是雇佣劳动者,工作没有保障,有人数众多的失业大军。“四人帮”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发展全民企业唯恐不多,唯恐不大,唯恐不公,绝无失业可言。今日中国则是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比比皆是!如此等等,怎么反说我们“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乃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否定个性就否定了我党领导的社会制度的阶段性,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其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用一句当代人的话就是“原教旨主义”。否定共性,就是否定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用毛泽东同志20世纪4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民粹主义。对“四人帮”一伙的本质和对国内外的影响还需深入认识,在大好形势下,不能麻痹大意。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来的东方落后大国来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何时进入社会主义?怎样成为合格、优秀的社会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面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人民、民族内心深处所真正关心与祈求彻底弄清的问题。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不容任何怀疑。

怎样看待“四人帮”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胡耀邦同志从“文革”的浩劫、灾难出发,并不认为“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们一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发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窍不通。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是打着“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党内一切野心家、阴谋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四人帮”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批判,他于当年12月8日给青年朋友——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罗炤回信: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苦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注:即罗炤写的评谭嗣同文章),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

在胡耀邦同志心目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梁、孙、黄,都是他极其尊敬的历史伟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孙中山先生共同的老师郑观应老先生,他的儿子在延安和胡耀邦同志还一起工作过),尤其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对谭嗣同也不例外,如他在回罗炤信中写道: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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