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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热心帮他人“摘帽”: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核心提示: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没几天,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涵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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