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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米林荫道,隔出了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悲剧

核心提示: 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毛泽东并不怪罪,总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事情,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有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可现在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到毛泽东住的180号,走林阴甬道不过200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封面图)

周恩来是6月28日离开北京,次日在武汉与从韶山归来的毛泽东汇合。7月1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抵达庐山。邓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会,陈云也请病假未到。这样,周恩来实际上负责操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在前面几天的讨论中,周恩来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问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量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量的质量下降了。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以后逐步地暴露出来,党在逐步地认识和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全面地认识。周恩来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责备,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把事情办好。

1958年8月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显然,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和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相似,也是符合毛泽东所说的那三句话的。在上庐山的半个月之前,毛泽东曾在关于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发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毛泽东接着讲:“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毛泽东说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也赞同:“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毛泽东觉得虽然如此,并不可怕:“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这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怪这个怪那个。……我们历来是这样。出了乱子,共产党一抓就好了。”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上庐山的初衷。(《毛泽东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

刚上庐山,毛泽东在讲到形势时仍然是这样:“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从7月10日到12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1959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来了。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庐山的和谐气氛开始逆转。其实在写信之前,彭德怀在庐山的大会小会上已作过多次发言或插话,其锋芒毕露,言辞尖锐,虽经出于好意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作了处理,特别是删掉了在小组会发言中最尖锐、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护短的人不少,估计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比如这样的话:“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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