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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刘少奇难逃出局命运?

核心提示: 《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期间的一幅名作,当时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共印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过,毛泽东本人似乎不太满意,据说他在审看时曾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这一“最高指示”通过非正式渠道逐渐传开,有关这幅画的宣传也开始降温。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资料图)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期间的一幅名作,当时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共印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过,毛泽东本人似乎不太满意,据说他在审看时曾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这一“最高指示”通过非正式渠道逐渐传开,有关这幅画的宣传也开始降温。另外,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住在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当时从长沙到安源有列车,所以毛泽东很可能是坐火车去的安源。(参见黄式国、黄爱国《〈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 》,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

毫无疑问,按图索骥、据实考订不是讨论画作的常规方法,但这幅油画确实与中国革命的一段历史及以后的政治运动有关。

三位湘籍革命家在安源的成功合作

曾被确定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晚年转向自由主义,无论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不再是共产党人;瞿秋白英勇就义,但其《多余的话》已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生活深怀厌倦,并自称是“叛徒”;罗章龙原不具有全局性影响,开除出党后几无声息;王明1956年到苏联治病一去不回;张国焘1938年投向国民党;只有“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李立三虽经无数批判,一度还被关进苏联监狱,但对主义和组织矢志不渝,以其坦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坦克车”式的工作热情为党工作,直到1967年自杀,终生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为湘籍革命家,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安源罢工。1922年9月14日爆发的这场罢工,虽然在规模与影响上小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大罢工,但由于它是三位领袖人物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因此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作为安源工运的指导者,毛泽东曾七赴安源,并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对动员方式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李立三是安源工运的主要组织者和罢工的最高指挥者。1922年1月,李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学校;2月,主持成立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4月,发起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9月10 日,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为俱乐部代表,负第一线指挥之责。9月13日到18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毛、李、刘成功地领导了安源罢工,安源也为三位领导人第一次施展政治组织才能提供了舞台。

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的时间内,毛泽东参与组织了几次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毛对工运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认识。1925年初,毛泽东回湘研究农村状况并推动湖南农运,次年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再后一年又回湘考察农运,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此,毛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村和军队,逐步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暴力革命之路。

1923年4月,李立三奉调离开安源后,刘少奇代理工人俱乐部主任,组织领导了1925年的第二次罢工。1925年6月,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为总务科主任,共同参与了威武雄壮的五卅运动。此后,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逐步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刘则去天津主持顺直省委,天各一方。

安源的成功,构建了李立三一生革命的经验模式,其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着与安源的深刻联系。李维汉指出:“他领导过大的工人运动,如安源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还参加领导过武汉的工人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本来是好事,可以运用有益的经验指导革命,但立三忽视理论的学习,不重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又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局部的经验,把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立三一生的荣辱都与工人、工运联系在一起。

刘少奇在李立三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继续在满洲省委和中央从事工运工作,抗战后他主持北方局,也与工运保持密切接触。当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出局后,刘少奇成为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首席代表。1964年夏,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一些单位宣讲“桃园经验”,收到报告会通知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革命史专家李新认为:“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语气虽然不恭,却认可了刘在工运方面的权威地位。

李立三再度沦为对立面

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仪式上,刘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泽东左右。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总工作。但28年前的情景不再——共产党执政后,工会既要维护工人权益又要动员工人奉献,这双重使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1951年10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总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随后,李的职务被解除,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代之。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上,李立三的劳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权建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8月4日,邓的报告由刘少奇加了赞同性的“批语”下发,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主持写作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李立三受批判后,刘少奇也于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会路线错误的运动,对毛、刘、李三个老战友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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