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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华国锋:“一正四负”的评价过于武断?(2)

核心提示: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但笔者在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与邓小平 网络图

暂缓叫邓小平出来,主要是策略考虑

华国锋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

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两个凡是”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了已经起草的稿子。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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