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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场“文革”

核心提示: 老先生自己以为“荒废了”的“一生”,包括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研究之外,他还从事哲学及思想史研究,并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

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

何兆武先生今年秋天就九十岁了。他的一些清华同仁现在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庆祝,“既能有所动作,又能让老先生接受”。这么说,是因为十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曾要借他八十大寿之机,搞个何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早晨去家里接人,却发现他早已锁门走了。

这次提到九十大寿,话未说完,他便摆手,笑眯眯道:不搞不搞。

某一次的访谈中,他曾郑重其事地说:“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兴趣而已,我希望淡化自己,边缘化自己。”

谈天时,他习惯双手抱着搪瓷杯子在胸前,头略抬起,眼睛向远处望着虚空,思索。即便沉默的时间里,嘴角依然上扬,微露牙齿,一副不变的笑模样。隔了好一会儿,开腔:“哎,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换了四个专业:土木、历史、中文、外文。旁人羡慕他在《上学记》里回忆的这段自由,他却说这是一大遗憾,“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规划,所以一生荒废了,做不出成绩”。

老先生自己以为“荒废了”的“一生”,包括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研究之外,他还从事哲学及思想史研究,并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他曾以寥寥百字概括出中西史学思想的不同:“中西思想之区别在于西方走的是机械的、分析的道路,从原子(或个人)出发;中国走的是有机的、综合的道路,从‘场’(或集体)出发。故在西方,个人是目的,集体是手段;而在中国,则个人是工具,集体是目的。”

这样一个老人,常说的句子却是“我不懂”。

比如,“我不懂,现在有的小地方一贪污就是多少亿,他哪有这么多钱可贪?怎么这个贪污就整治不了?”

语调温和敦厚,全无戾气,却是满腔担忧。

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

灵子:今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您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转到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职,与这所学校渊源颇深。在您的理解中,清华精神是什么样的?

何兆武:清华最初是美国人的庚子赔款建成的,建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校,而是留美预备班,送出去留美的学生都要在清华先经过训练,出国后好跟美国接轨。所以清华里面的建筑都是美国式的,直到我们上学的时候,除了国学、历史方面的课程,其他也都是美国教材。

解放后,全面学苏联。苏联的教育是专家教育,高等教育都是专科教育,如航空学院、煤炭学院。解放以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都变成专门的院校,学生一进学校专业都非常明确,将来就是地质专家、钢铁专家。这时候清华就变成工科大学,文科、理科都并到北京大学去了。后来大概又觉得工科大学的设置跟世界潮流不太符合,所以八十年代初期又改回综合大学。

不过,1986年我再回清华的时候,感觉综合的程度还不够,还是工科独大。

灵子: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有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汇集,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何兆武:当时还没有大学,后来建了大学,就把国学研究所拆了。北大也是,本来有经学系,也就是今天的国学,蔡元培做校长时就把经学系拆了。经学系无非是研究义理、辞章、考据。研究义理的,分到哲学系;研究辞章的,都到中国文学系;研究考据的,都到历史系。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撤销,也是分到这三个系里去。

现在又开始兴国学了,我不知道国学系和文科其他的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灵子:不光学院里有国学热,天安门还立了孔子像。

何兆武:(笑)这好像在翻“五四”的案,“五四”是打倒“孔家店”。“文革”的时候,到曲阜去把孔子的墓都扒了。我们过去折腾得太厉害了。这样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

我觉得不要太过分,比如现在让小孩儿都穿上古代的衣服,没有必要,现代人就穿现代服装,不必要穿古代服装。穿了古代衣服,并不代表就是继承传统。

灵子:最近清华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致学校的信,提到现在的清华学生是体制和教育的利益既得者,许多人毫不动摇地捍卫着“主流价值观”,缺乏独立思考。您怎么看清华百年来的这种变化,从独立自由到现在的“既得利益者”?

何兆武:这个应该考虑到新旧社会的不同。

新中国建立之后,体制跟旧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的学校是党领导一切。旧清华是教授治校。它虽然也是国民党政府之下的,但国民党并不直接领导。比如我做学生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也是国民党员—那时规定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但我从没有听他讲过蒋委员长或者三民主义之类的话。

再比如,张奚若先生教授政治思想史,指定的必读参考书里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后来在历史所,还有年轻人问,你们那时候看得到《共产党宣言》吗?我说我就读过。他问,不是不许读吗?我说大街上是不公开卖,但是图书馆看得到。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不受外界干扰。作为学术,都可以探讨。

灵子:前些日子,一个关于清华的热点是悬而未决的“抄袭事件”,您怎么看?

何兆武:是不是抄袭我不知道,但这可以审查嘛。是抄袭,当然给他处分,如果不是,等于给他“平反”。现在对于抄袭,好像往往是这么解决,说是“不规范”,不叫作弊。北大有位教授翻译了一本书,然后把译文里面八万字整个加到他的著作里,作为自己的著作。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这个问题,我们的领导也有责任,因为没有摸索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来评定水平。现在过分重视数字,所以抄袭也不足为怪。学校规定一个研究生一年要发几篇论文,这一点我不赞成,这等于让他们想办法凑论文,凑不成就拿钱买版面,给人家送广告。不能这么干。

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照这么说牛顿根本不用评了。而且万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们的规定他十七年都评不上。爱因斯坦晚年要搞统一场论,结果没有成功,但他仍是第一流的学者。放在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就行不通。

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等于转到一个新的轨道上来,可是还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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