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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长子被迫害致死始末

核心提示: 车轮把他的颈部辗断了,他的半个头颅被撞碎,鲜血浸红了周围厚厚的积雪,场面惨不忍睹。一位年仅42岁的核专家,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造反派又在他诸多的罪名之外加上一项“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

1938年7月,党组织把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在这里,他如冲出笼子的鸟儿见到了高阔的蓝天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比他早2个月到延安的妹妹刘爱琴。在这偏僻的山沟里,刘允斌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开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刀斧,来雕琢自己纯洁而无知的灵魂。

允斌和妹妹爱琴一同进了延安“鲁小”读书。他们每天到宝塔山下的延河滩上出操、上课。后来因敌机轰炸,学校几经转移,最后在安塞白家坪建校,学校更名为“保小”。一个学期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1939年暑假,刘允斌兄妹又回到延安。一天,爸爸把他俩叫到身边和蔼地问:“你们谁知道苏联是什么地方?”

活泼的刘爱琴抢先说:“我知道,我知道,苏联是个国家。”喜欢思索、性格开朗的刘允斌接着说:“苏联是列宁创建的,就在咱们中国北边。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的光景过得很美。”

听着儿女们的回答,刘少奇满意地笑了,高兴地说:“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咱们也要创建这样的国家,没有剥削、压迫的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你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啊?”

原来,党中央决定送一批革命者的子女去苏联留学。党组织考虑到刘允斌兄妹的母亲是革命烈士,爸爸当时还过着单身生活,工作又很繁忙,无法照顾他们,就决定让这对小兄妹也去苏联。

对于爸爸提出的问题,小兄妹高兴地连声说道:“愿意,愿意!我们很愿意去。”过了三四天,刘允斌兄妹便和去苏联留学的孩子们一道启程了。

1939年11月,刘允斌兄妹来到莫斯科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学习一个多学期之后,转到离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人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第一国际儿童院读书。

这里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举目四望,周围是银妆素裹的山河和村野。这对于在中国温暖的南方长大的刘允斌来说,真是个不小的变化。然而,冬天的奇寒怎能扑灭他求学的热情?呼啸的北风又怎能动摇他登攀的决心?从以往辛酸的弃儿生活中炼就了不屈不挠性格的刘允斌,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意志,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

他在儿童院里学习刻苦,加上他性格宽厚,不计较小事,所以深得同学尊敬,他们一起愉快地生活,健康地成长,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严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城里的物资极度匾乏,人们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每人每天只供应几两黑面包充饥,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经常无木柴煤炭取暖。儿童院的孩子每天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粥,午餐和晚餐是一片面包和几个蘸盐的土豆。生活变得异常艰苦,但这对刘允斌来说算得了什么!他学习的劲头不减,还积极踊跃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开荒种菜、去森林伐木等活动,自觉地分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有一回为前线将士献血,有关部门决定不在国际儿童院征集。刘允斌听到消息,就悄悄跑到医院,软缠硬磨,硬是献了血。由于他各方面表现突出,进校不久,就被推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并加人了共青团,成为团组织的负责人。

在学习上,刘允斌刻苦认真。他进国际儿童院时上5年级,由于成绩优异,8年级时跳了一级。1945年中学毕业时又获得金质奖章。在国际儿童院高中毕业以后,他想,祖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钢铁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他考人了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冶炼专业。同年,他因品学兼优加人了苏联共产党。

在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苏联加紧自己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49年8月29日4时,在美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4年之后,苏联的第一颗代号为“铁克瓦”(俄语意为“南瓜”)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刘允斌注意到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国对苏的强硬政策缓和下来,接连而来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一系列因苏联也有了原子弹而发生的连锁反应。这个阶段,刘允斌经常陷人深深的思索之中。看来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甚至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既然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那反过来它同样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之所以一直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凌辱,除政治腐败等原因之外,武器的落后也是个重要原因。如果近代中国的手中拿的不是大刀长矛,而是和外国列强同样的洋枪洋炮,那也不至于在外国人面前败得一塌糊涂吧。

刘允斌把自己的想法和同学、教师们谈了以后,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不久,他作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性决定:改学核专业,搞核研究。大学毕业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人莫斯科大学,成为一名核物理学的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这是当时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中获得副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刘允斌毕业后,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约允斌到列宁山下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来一趟。一见面,张闻天就开门见山地问:

“你准备到哪里工作呢?”

“导师让我到苏联核研究所去搞科研。”允斌坦诚地回答。

“你就留在中国驻苏联代表团工作吧,我们国家也要开始搞核研究工作,你在这里多接触些有关方面的人和事,对加速我们的核研究是有好处的。你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张闻天的话在允斌看来,既是父辈的期望,又是祖国的召唤,他无条件地点头答应了。

不久,张闻天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刘晓接任中国驻苏大使,刘允斌就留在中国驻苏联代表团工作。

事业向刘允斌敞开了成功的大门,爱情的温柔之手也触动了他年轻而热烈的心。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期间,允斌认识了本系一位名叫玛拉的苏联姑娘。在美丽的莫斯科,在那美妙如诗一般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允斌的初恋之火,和苏联老红军的漂亮的女儿的爱情燃烧到了一起。

终于,这对火热的异国情侣在莫斯科结婚了。生活和谐而甜蜜,一切都是那么称心如意,夫妻之间的爱情犹如伏尔加河水那样清澈透明,小家庭好似莫斯科郊外的夏夜那样令人陶醉和留恋。爱妻不但升任为研究室主任,还给他生了一男一女。随着为儿女操劳家务、工作的不断增加,允斌和玛拉的爱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更加深沉牢固了。

然而,这甜蜜的生活却并不长久。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彻底破裂。祖国、人民、妻子、儿女,这一切在允斌心灵深处爱的天平上,怎么也无法摆得均衡。

又是一个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小松林旁。“玛拉——”允斌轻声地但充满情意地叫着爱妻的名字,她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里。结婚数年了,夫妻好久没来这个令人留恋的地方了。到了这个初恋的地方,心中却是那样的优郁。

爱情是迷人的,家庭是温馨的,儿女是可爱的,但允斌无法陶醉于这些感情之中。允斌脑子里回荡着几年前回国探亲时父亲说过的话:“你应该回国,祖国需要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爱国之心,使他果断地作出抉择:“回祖国去,为新中国建设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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