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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对中央领导大摸底(4)

核心提示: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1976年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时机,要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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