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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大将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

核心提示: 罗瑞卿,这位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开国大将,曾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多次陪同毛泽东出巡,后担任总参谋长,却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从那一天起,文革开始进入倒计时。罗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动荡中沉浮不定,感受人间的冷暖炎凉、悲欢离合。

罗瑞卿,这位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开国大将,曾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多次陪同毛泽东出巡,后担任总参谋长,却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从那一天起,文革开始进入倒计时。罗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动荡中沉浮不定,感受人间的冷暖炎凉、悲欢离合。

一个家庭的苦难也是一个民族的苦难。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找到了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原。罗原,罗瑞卿的小儿子,生于1953年,因文革中断了学业,后来在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即现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MBA学位,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现任该公司董事长。

6月30日下午,罗原在北京宽街附近一处四合院里接受本刊专访。他的书房全是中式陈设,很朴素但是很舒服,书桌略显凌乱,随意堆放着《希腊精神》和《西方哲学史》等书籍。罗原个子挺高,脸庞清瘦,和照片里的“罗长子”真有几分相似,他一见面就笑着说:“父亲风光的时候,我还小,我知道的都是倒霉的故事。”

林彪:罗瑞卿是谁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打倒以后,毛泽东起用林彪做国防部长,林彪提名我父亲做总参谋长。按理说,我父亲应该是林彪的人,但他政治敏感一向比较低。在他眼里,只要忠于毛主席就行了。这也是我们家庭教育的缩影,父亲的经历很简单,所以我们家的教育也很单纯,是非常正统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觉得世界是非黑即白的,而现实的复杂都是我们在社会上慢慢学到的。

从我父亲的政治生涯看,他早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大革命失败后,他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所在部队就被张发奎缴械,打散了。后来从上海坐船到福建,加入张鼎丞的闽西纵队。等到红四军打福建的时候,毛委员把他带走了,之后就一直在军队,跟随毛主席。从1959年到1964年,是我父亲在政治上的上升期。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后来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9月,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他在政治上感觉到有什么问题,那应该是到了1963-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时候。大比武刚开始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贺龙、叶剑英都很支持,主要的领导人都分期分批地去看大比武。全军兴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国各大报纸都宣传,非常热闹。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一次去看夜间军事演习,心里非常高兴。我记得当时还发了一袋食品,里边有一根香肠、一个鸡蛋、一个面包,还有一段酸黄瓜。在60年代,能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感觉太美了,就跟过节似的。

没想到,大比武引起了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的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人长期生病,忽然有一个有关军队的大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有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本来是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但这一做法却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早在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队 “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是很不满意的。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再次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父亲对此很有一些看法,他曾经说:“不要搞空头政治”,“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大比武之后,林彪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二心,不禁问出“罗瑞卿是谁的人?”其实,大比武是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时搞起来的,父亲是执行者。林彪反对大比武,这就必须要说到林彪、贺龙和我父亲之间微妙的关系上了。

  一仆二主:父亲被夹在林彪与贺龙之间

父亲一直是林彪的直接下属,按说应该属于林彪的人。当时因为林彪身体不好,中央就叫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我父亲是军委秘书长,自然和贺龙接触多起来,有什么工作也主要是找贺龙商量。其实,贺龙和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山头”上的人,也没有共过事,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脾气秉性比较近,私交也挺好,两家就逐渐走得比较近了。

贺龙是个很有情趣的人,喜欢钓鱼、打鸟,哪有什么好吃的就去吃,哪有好玩的就去玩。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贺龙。见到他,他会大声叫我:“儿子,过来抱抱!”然后把一点好吃的分给我。在贺龙家,你就是在地上打滚都没事。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贺龙。 大比武之后,林彪的反应使父亲逐渐感觉到压力,他也想办法找机会弥补与林彪之间的裂痕。有一次,父亲去看林彪,林彪批评他“封锁我,不来我这里!”还有一次,叶群对父亲说:“以后你来找101(指林彪),不要先打电话。你一打电话101就紧张、出汗,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情。你不如直接来汇报比较好。”后来父亲就这样做了。没想到不久又传出话来:“罗瑞卿不打电话就来,这是要想林彪早死。林是病人,不打电话直接就来,他很紧张。”这样,在处理和林彪的关系上,父亲很为难。

那时候林彪也有意想拉着我父亲。有时候叶群会邀请郝治平(罗瑞卿的妻子)去家里,送一些剪花,或索要我家孩子的照片。去林家的时候,叶群曾对妈妈说:“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就硬碰硬的,我们做女人的要能在中间缓和一下就好了。”我母亲更是一个简单的人,她不理解一个国防部长和一个总参谋长在一起,女人掺乎啥呢?我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叶群来找她,说101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带着你们去玩。我想这话就是特指贺龙的。叶群还说:“101不能出门,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内向。你家的孩子多活泼,能不能带你家的孩子来玩。” 后来父亲带我去林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记得父亲带我去看林彪,就和去贺龙家完全不同。去之前就非常紧张,提前叮嘱我:“林伯伯是个病人,去了以后不要吵。”最后还嘱咐我“到那,见到林伯伯叫一下就可以出去了”、“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吵闹”。我想那时候父亲已经感觉到了压力,要不然他见林彪不会这么紧张。

那次去见林彪,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们去的是他在北戴河的寓所。一进门就感觉到一种压力,屋里所有的窗帘都是拉着的,光线很昏暗。由于事先千叮咛万嘱咐,我很紧张。父亲带着我走进林彪的房间,我已经记不得房间里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林彪坐在那里,脸色非常白,他看了我一眼,我抓着父亲的手,叫了一声“林伯伯”就出去了。

 蒙冤跳楼,“自绝于人民”?

父亲在林彪和贺龙之间,虽然有点难受,但是从没意识到会出这么大问题。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为什么要在文革前打倒罗瑞卿?这个事情现在说法很多。我觉得,文革前,在元帅里毛泽东能用的只有林彪,由于7000人大会上林彪的表现,当时毛泽东最信任林彪。其他元帅,朱德已经高高挂起,彭德怀已经被打倒了,刘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陈毅是新四军的,罗荣桓去世得早,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而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军队里的威望也赶不上他。林彪是一方面军的,在元帅里最年轻,排名紧随朱、彭。所以数来数去,毛泽东只剩林彪可用,也只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在父亲这个位置上,被上级批评是常事,他不觉得主席、元帅们批评他有什么问题。可12月会议却很不寻常。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10个小时的发言,讲得有声有色:“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事先父亲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他到昆明那一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父亲却蒙在鼓里,对12月会议的缺席批判,全然不知。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当时会议给父亲列了三大“罪状”: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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