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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的外交荒唐事:强迫非洲人接受红宝书

核心提示: 周恩来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干部,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前外交部长乔冠华(资料图)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靠边站、或被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部暂时未被打倒,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砸烂×××”的狂潮裹袭全国,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皇派”、“保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病初愈。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七、海”三个蝇头小楷…… 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 “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 “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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