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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陈永贵为何辱骂胡耀邦是“狗X的”?(2)

核心提示: 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

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

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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