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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晚年批张春桥的“文章”是一堆狗屎

核心提示: 陈伯达这么说道:……唐朝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不是到现在还可吸引人一看吗?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

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资料图)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1975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姚文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了。在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1970年12月21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196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1975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1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姚的文章,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跟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版,第221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出了题目,要张春桥、姚文元做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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