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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张国焘被批时如何为红四军仗义执言?(2)

核心提示: 红四方面军筹集的送给中央红军的数量巨大的物资,有效保障了中央红军的后勤供应。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要把红四方面军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和作用,同张国焘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绝不能因为红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就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

为红四方面军仗义执言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总兵力达到十多万人。这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有助于从整体上扭转红军的不利局面。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的个人错误,使红四方面军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

两军会合后,关于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国焘与中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问题。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日益膨胀。最初是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后来发展到公然违抗党中央命令,擅自率部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直到另立中央,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鉴于张国焘的错误十分严重,对他的错误进行适当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后来在批判的过程中,一些人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混为一谈,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感情。当此之际,邓小平出来说了公道话。据《传奇将军胡奇才》记载,邓小平明确地说:“不要把反张国焘的斗争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拉到一起嘛!这样批不合适、不对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积极批张国焘的嘛!”

事实也是如此,当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时,遭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少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为争取张国焘同意北上,党中央曾反复致电进行劝告。徐向前、陈昌浩为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对张国焘及其错误主张,也进行了耐心说服和斗争。

10月5日,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主持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朱德、刘伯承反复强调,大敌当前要讲团结,表明了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徐向前在会上虽未发言,但会后他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认为党内分歧可以慢慢解决,把中央说得一无是处,只能亲者痛、仇者快。正因为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抵制,使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非法成立的“中央”也迟迟不敢对外宣布。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百丈关战斗中,部队遇强敌反扑,伤亡惨重,遭到重大损失,人员由长征前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又一直未能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张国焘南下方针无疑失败。中央红军的胜利和瓦窑堡会议的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议论纷纷,认为还是中央北上的方针正确,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北上抗日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迅速赶赴甘南,早日北上,以便三大主力并肩战斗,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坚持不懈的斗争,加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张国焘被迫接受党中央的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的战略方针。1936年10月8日、22日,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屡历险境,往返雪山草地,屡遭强敌进攻,但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保证了党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领导,保证了红军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聂荣臻元帅也说:“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四方面军走了弯路,受了损失,责任当然在张国焘。”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要把红四方面军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和作用,同张国焘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绝不能因为红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就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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