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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弟为何背叛中共投国民党 被俘后26年不认罪(2)

核心提示: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呆了26年,1975年获特赦。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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