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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之死:“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2)

核心提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文革”四十周年祭。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被审判的姚文元(资料图)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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