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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中共第二把手,在四大上崛起的政治新星

核心提示: 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还不许《考察报告》在《向导》上继续刊登。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1932年10月彭述之被捕入狱,1937年8月获释;1948年,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迁往香港;

彭述之是谁?有多少人知道很难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四大前后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颗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成了名副其实的仅次于陈独秀的中共第二把手。

这颗中共四大产生的政治新星为何如流星般划过上空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位中共早期的活动家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

季诺维也夫眼中的“老夫子”,留苏三领袖之一

彭述之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隆回县,家乡离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居不过十数里地。191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俄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因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书五经,又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善于引经据典。彭述之著作颇丰,口才也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滔滔不绝。在苏期间,他担任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很受重视,连苏俄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

鲜为人知的中共第二把手,在四大上崛起的政治新星,与陈独秀分道扬镳淡出人们视野

◆彭述之

留学莫斯科期间,彭述之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1922年1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同年8月,彭述之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讲授唯物史观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主要精力是协助陈独秀主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与《新青年》杂志。因为直接受陈独秀的领导,逐渐成为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

中共四大上的重要人物,地位直线上升

1924年12月初,正当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彭述之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随即他与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一系列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内部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彭述之与陈独秀都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二者并无分歧;维金斯基则持异议,他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维经斯基也承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观点。

在这场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到底由哪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彭述之认为“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他批评中共“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此之前,彭述之曾专门为《新青年》撰写了一篇文章《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客观地分析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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