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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党课

核心提示: 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毛泽东讲党课面临的对象来源复杂,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讲党课

吴继金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讲党课

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很关心学员,经常抽空来给他们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课程,并常去苏维埃大学作《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报告。

抗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讲党课。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到110多学时。

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对此事,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前夕曾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善于根据说服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和要求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时,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

有一次,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讲课中十分注重根据学员特点来说明问题。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这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毛泽东讲党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学校的师生们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上党课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我们正面和他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毛泽东讲党课面临的对象来源复杂,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但毛泽东“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能吸引每一个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觉得粗浅。

萧三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评论毛泽东道:“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摘自2018年第5期《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