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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文革"被揭是"假党员":革命四十年竟未入党(4)

核心提示: “文化大革命”时翻他这段历史,江青特别高兴,说罗瑞卿是个假党员。当时他们一个劲儿地让他交待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因为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出狱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罗瑞卿的至清至察,使他绝不可能与顶头上司林彪同流合污,他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记者:1965年,事情就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您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罗箭:1965年我们搬到新六所,事情有了变化,父亲也不出去了,也没有电话找他,突然一下安静下来,当时没多想这些事情,不知道他已经被打倒了。而且星期六他也有时间了,要跟我们打扑克,因为平常很难有这种机会,偶尔有个星期天在家陪我们一会儿,他也不会别的,就跟我们打打扑克。我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杜拉克”,就是“傻瓜”的意思,比较简单,父亲玩游戏也比较认真,谁出什么牌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老怪母亲出错牌。

1966年3月,我在北京通县研究所,本来已经让我参加新疆第三次核试验。去的头一晚,让我去搞“四清”,我告诉他们,父亲母亲相视一笑,淡淡的。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他们的笑有点儿惨然,我脑子转了一下,没想那么多,就去“四清”了。6月回来,我领导跟我谈话,说我父亲反林彪。

那个时候已经不让我回家了。过了好几个月,我最小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即使父亲犯了错误,但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你也应该回家。我什么也不管了,就骑自行车回去。家里的景象很不好,父亲又住院了。

到了1968年,母亲也被抓走了,我把两个小妹妹送到延安插队,弟弟也到了一个小地方插队,相当于在北京就没家了。后来研究所就让我复员回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6年。

记者:这么说你们一家人离散的时间相当长了,在这段时间里您相信您的父亲是冤枉的吗?等您再见到他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罗箭:我们心目中的父母是非常伟大的,尤其是父亲,就像毛主席身边一个大警卫员。父亲从小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主席,到50岁学游泳。他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我们心目中毛主席也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些矛盾,也跟着大家一起批判父亲。林彪死后,我们就坚信父亲没有犯错误。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北京慢慢开始传一些消息,说有的家里孩子可以去看父母,我们只知道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样我们几个都跑回来,住在朋友和同学家里,这些被打倒的子女在一起出主意,说给总理写信,给叶帅写信,就说要求看父亲母亲。后来小弟和小妹就写信,写信以后就批下来,一批一看,每次看都得批。

我一直记着第一次看他的情景,是在一个驻地,我父亲专门从生活费里要了一点钱,让人给我们买了一些汽水,买了一点水果在那儿等着我们。进去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拄着两个拐,因为我上次见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还是好好的。现在他拄着个拐,非常苍老,不像我父亲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几个一个一个进来,我小弟弟最后一个进来,他很高,我父亲就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后来我小弟弟就说:“爸爸,我是了了。”父亲这才认出来,抱着我们……

他总是坚信他能够重新走路

罗瑞卿曾这样记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心情: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1966年3月18日夜,罗瑞卿将军跳楼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没有接纳他,但左腿致残。

记者:您父亲在“文革”中左腿致残,“文革”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带着腿伤的他每天要批阅大量的文件,腿伤一直是他的心病,对他的工作影响很大,但动大手术对于老人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您父亲是怎样下的这个决心?

罗箭:他受了多大苦、多大罪,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关起来以后,我们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好好的,一点儿事都没有。可是现在,他的个子也大,整个人趴在那个拐上,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让他出来工作,没有腿对他是最大的障碍。他当军委秘书长的时候,军队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了。每天文件都堆得那么多,他说我上一次厕所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喝水,这样坐着一天都不动,母亲说,你这样不行,这样把身体都搞垮了,你都72岁了。他说耽误的时间太多,部队这么多的事情都要我来办,我只有把72岁当成27岁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更忙,虽然我们在家的时间多,但是看他那样,谁也不敢去打扰他。

我父亲出来以后,这个腿伤对他限制太大,当时生活上是我母亲照顾他比较多,他当然也有点依赖,总有个亲人在身边。我母亲先是乳腺癌,在监狱做手术,做得不好,后来乳腺癌又转移到肺上。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总觉得批判他的事情都是别人诬陷他,他觉得我母亲是毫无道理地受到牵连。他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我母亲得了肺癌以后,要做大手术,身体肯定不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以后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要照顾你,而我要照顾你,我首先就要站起来。当然支撑他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有一次他到部队去,非要去看前沿阵地的工事,结果那些人没办法,就费了很大劲儿,把他抬到阵地。回来以后父亲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视察部队,怎么能够工作。后来他背着我们给中央写信,要求出国治腿,等华国锋已经批了,我母亲才知道。他就怕我们不同意,因为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一定要站起来,因为他知道家里不会同意他冒险做这么大的手术,当时他的心脏又不好。他自己抱着非常大的信心,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

记者:您父亲常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一直是相互扶持。

罗箭:当时父亲受伤以后,刚开始还让母亲去看他,后来不让去了。为了鼓励父亲坚强地活下去,母亲用一块手绢包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送给他,父亲一看就知道是母亲用过的手绢,他一直把这个手绢带在身上,放在贴胸的怀里头。

1978年,罗瑞卿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治腿,手术前他一直坚持锻炼。罗瑞卿对手术充满信心。

罗箭: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磨难,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很多次。第一次在武汉得了很重的病,伤寒,人家都不管他了,想起来喂他点饭,完全靠自己活过来了。第二次也是大出血,他又挺过来了。他老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也很坚强。“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人用腿来威胁他,那么多的困难和痛苦他都过来了,他没有看在眼里。他总认为自己能够挺过来。

1978年8月2日,手术顺利完成。罗瑞卿苏醒后,德国医生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两个人都笑了。

8月3日凌晨2时40分,罗瑞卿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

罗瑞卿总是那么急切并执著地去迎接命运的挑战,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但走时,他依然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罗箭: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父亲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觉着应该继续父亲的生命。还有这么多的子女,她要继续教育我们。

现在母亲心情也很平和,画画、写字,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很多人来求她的画。这几年子女们都大了,有了工作,儿孙们也都长大了,对她也是一种安慰。

也许对母亲的爱护和安慰就是对逝去的父亲的一种默默的尊敬和怀念,子女们依旧保持着这个家庭的朴素和宁静。但当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大将渐渐被人们以赞扬和纪念的方式放大了的时候,他也同时与我们渐渐地疏远。我们可以从一个家庭、一个儿子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判断,这样,我们会离一个同样伟大的父亲越来越近,越来越亲……

本文摘自《往事亲历》,郭战平 赵曦 主编,凤凰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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