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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

核心提示: 从来大灾必生大乱,然而,“大跃进”以后,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却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想中的“大规模的动乱”?这是为什么?

1958年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资料图)

饥荒中的逃难者(资料图)

“大跃进”以后,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采取了严密而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仅武装土匪(有的就是国民党残兵败将,啸聚为匪)就有200多万,还有特务、恶霸、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反动会道门头子,活动猖獗,社会治安混乱。经过3年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拘留了280多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有70多万,判处有期、无期徒刑的120多万,其余判处管制、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正如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后所说的:“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以安徽省为例,三年镇反,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110164人,其中判处死刑的32876人,死缓2328人,有期徒刑49332人,其余判处管制或戴帽释放。当时安徽只有2700万人,逮捕、处死这么多人,引起的震慑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即使还有个别漏网的反革命,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1950年安徽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6万多起,到1952年、1953年下降到5000多起。再加上禁毒、禁娼、禁赌,社会治安良好。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领导都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结束,公安机关要转入经常性的侦查破案工作,维护社会治安。

可是好景不长。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了社会震动。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是不愿意。尤其是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过上了两三年的好日子,就要搞互助合作,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于是,反抗、斗争,不断出现,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干群关系也突然紧张起来。1956年安徽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就比1954年增加2倍。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的社会秩序,当政者们不从自己的执行的方针路线上找原因,而是从没有肃清的“残余反革命”方面找原因。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听取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关于《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简要总结和1955年工作要点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精神,随后给中共中央专门写报告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和减弱,而且是更加紧张和更加复杂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反革命暴乱;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必须“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

根据中央的指示,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现在各种史书只写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不写1955年部署开展的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于是,各省(市)向中央报告并得到批准的镇压反革命计划,包括捕人、杀人具体数据。安徽省上报中央并得到批准的反革命捕人数是:1955年2.5万人、1956年4万、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安徽1955年捕人任务很难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1955年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批准手续),这些所谓“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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