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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毛泽东盛怒:“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核心提示: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中南海怀仁堂大厅。“文革”期间,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与江青、林彪一伙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徐向前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徐向前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谭震林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挨过整。……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成了受审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她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讲起这些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他最了解几十年跟自己打江山的这些将帅们。张春桥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陈伯达是个书生”。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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